论公民生态权入宪的法理省思及路径选择.docVIP

论公民生态权入宪的法理省思及路径选择 　　一、导论 　　正如黑格尔所言:“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权利的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蕴含于一个社会的历史之中，并在特定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也会日趋复杂，由此就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权利类型，同时权利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权利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 　　就一种观念而言，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早己有之，但将这些观念概括为一种新的权利类型却是晚近之事。现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导向型的社会观念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过度掠夺，环境问题随之而来，并因此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威肋、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健康。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必须对环境问题进行回应，鉴于此，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利益诉求逐步被法律所确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 　　生态权利是在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时所提出的新型权利，它在提出后，曾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国际社会己经倾向于将生态权作为一种权利予以接受，这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国际性宣言及条约文件之中。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自此，生态权利开始被国际社会所认同。1982年《内毕罗宣言》肯定了《人类环境宣言》中所确定的共同原则，并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申明:“人类处在关注持续发展的中心。他们有权同大自然协调一致从事健康的、创造财富的生活。”这些国际文件使生态权利的观念逐步深化，并成为一项定制。 　　鉴于保护生态环境己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原则，而环境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关涉也日渐显著，一些国家将生态权以宪法文本的形式加以确认，成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据统计，现在己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与生态保护相关的条款。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度传统和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各国在规定生态权利之时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明确将生态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文本之中。有些国家没有在宪法中规定生态权利，但是却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或授权立法，通过制度保障的形式间接地确认了生态权利。 　　因此，可以说生态权有着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双重依据，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出现在一国的宪法中绝非是偶然的，它有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经验的支撑，是可能的。 　　二、生态权的本体分析 　　我国现行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并没有规定公民的生态权。这种文本的空缺导致了学界在定义生态权时存在诸多分歧，讨论标准的不统一使得我们对生态法律关系的认识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含混状态。 　　(一)生态权的构成要素 　　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此，在分析生态权利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其纳入到现有社会关系的范畴内论证。 　　首先，从主体而言，生态权利的主体范畴在学界存在重大分歧。其中，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生态权利的主体是所有的生物。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起源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其实，早在古罗马时期，乌尔比安就认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这隐含了动物可以与人类共同分享权利的命题。后来，有学者遵从这一进路来对古典自然法思想进行阐发，从而使人域法的主体和权利内容得到扩大和丰富，认为凡是有生命的个体都应当具有它们的权利，因此生态权的主体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 　　但是，上述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不宜作为权利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的认识必然会受到所处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因此，囿于认识水平所形成的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运用到其他生物，否则就有独断之嫌。以此类推，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权利的概念强加于他者。第二，按照法理学的分析思路，权利主体应当具有权利能力，也就是说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以实现自我的能力。”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并没有“意志”参与到人类的法律关系中表现它们的自为性。第三，在实践中，一些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动物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究其本质而言不是动物作为主体而享有的权利，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