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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在国家豁免上的立场 　　一、国际投资法中国家豁免制度的基本理论 　　( 一) 豁免的界定 　　国家豁免( State Immunity) ，又称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未经该国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国家豁免权主要包括国家行政豁免权( 即免于执行) 和司法豁免权( 即免于管辖) ，该理论体现“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之基本原理。 　　( 二) 投资活动的性质和特征 　　国际投资(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又称对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即一国投资者将其资本投放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从事生产经营或证券交易，以获取利益或使资本增殖的经济活动。 　　1. 国际投资活动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具有平等互利的特点 　　作为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私人投资同时也是国外投资的重要来源。而私人投资的本质就是以资本换取更多的利益，其逐利的目的决定了私人投资的商业性，故而国际投资活动主要是平等主体间的商业活动。除此之外，利用国际投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要求国际投资活动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上展开。 　　2. 国际投资活动具有高风险的特点 　　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投资活动是直接投资，即外国投资者对企业有较大的控制权，所以外国投资者往往成为国际投资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国际投资者更加注重投资环境( Investment Climate) 的选择，只有健全法制、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才能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国家豁免的过多适用可能会破坏这种稳定和谐的投资环境。 　　二、绝对豁免理论 　　( 一) 豁免理论的界定 　　绝对豁免理论( 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Immunity) 是指一国行为及财产除非该国明示放弃豁免，否则一律免受其他国家法院的管辖和执行。该理论是随着国家豁免理论应运而生的、最初形态的国家豁免理论。 　　( 二) 豁免理论的利弊分析 　　在绝对豁免理论下，东道国的主权能够得到完整的、无例外的保护，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权威以及财产的安全。对于国家实力较弱的东道国来说，降低了被诉的可能性，减轻了参与诉讼的成本负担，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保证全球化中本国的经济安全。 　　但实质上，绝对豁免主义是用一种“合法”手段保护一种不公平，破坏了国际投资中所必须的平等互利的前提，违背了法律基本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践中，许多国家将“绝对豁免”看作是保护伞，始终不能摆正自己在国际经贸中的位置。更重要的一点，绝对豁免主义会加剧国际投资活动的主权风险( Sovereign Risk) --拒绝应诉会给东道国留下不好的印象，从而破坏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减少潜在的投资机会和资本的流入，从而阻碍东道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三、限制豁免理论 　　( 一) 豁免理论的界定 　　限制豁免理论( The Doctrine of Restrictive Immunity) 将国家活动依照其性质和目的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 事务行为) ，只有主权行为才能够享有豁免权，而非主权行为不能获得豁免。该理论产生于19 世纪末，基于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双重身份产生，近年来有代替绝对豁免成为主流的趋势，《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欧洲国家豁免公约》都采用了限制豁免原则。 　　( 二) 豁免理论的利弊分析 　　实际上，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国家行为均具有公共属性，因此主张相对豁免的同时会将本国至于被诉的不确定性中，对国家主权存在一定的威胁。并且判断国家行为的性质也是实施相对豁免的一个难题，将会增加东道国潜在的诉讼成本。 　　另一方面，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言: “限制豁免理论的核心是跳出了主权绝对豁免的魔障，思考国际经济交易中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应该看到弱化经济主权、降低投资者风险的同时，将会增加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机会。此外限制豁免将投资双方当事人至于平等的地位，符合商事活动的公平正义原则，有助于东道国摆正心态正视自己的责任，减少国家利用国家豁免规避责任的情况。 　　四、中国在国家豁免上的立场及对策 　　( 一) 在国家豁免上的立场 　　自“湖广铁路债券案”起，中国便坚定地站在绝对豁免立场上。而2005 年李肇星代表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被视作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松动，甚至有学者认为其是我国向相对豁免的转变。但在2011 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