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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修史活动时大多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写作基本由教士和修士垄断，著史人几乎都是神职。这种评判较为客观公允地概括了中古西方修史主体方面的突出特点。的确，自公元4, 5世纪教会史学兴起直至14世纪文艺复兴的近千年间，西方绝大多数的著史者都有教会背景，其中有以教化牧灵为业的教士，也有居于修道院，以默思修行为业的修士，纯粹世俗背景的史著家寥若晨星。单以加洛林时代为例，纯粹世俗出身的史家仅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其余均为教士或修士。然而，在对待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却不尽相同。部分学者认为“中世纪历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修史活动完全受教会控制并为神学服务”。 　　而部分学者却认为“中古基督教史学的撰著者虽多为教士、教徒，然大多数修史活动并非教会有组织地主持其事……它们仍然属于私家的修史活动，仍然有着与古罗马修史活动大致相似的运行机制。”2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均为宏观性、全局性的结论。由于修史活动是特定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所造就的一种文化活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点。中世纪西方的修史活动亦是如此，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自教会史学兴起以来，中古西方的修史活动绵延了近千年之久，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史活动必然会由于时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次，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西方基督教世界包含了欧洲大陆上的西欧、南欧、北欧以及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等不同地域，它们的修史活动由于受到不同基督教亚文化的影响，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差异。 　　故而我们在探究中古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修史活动时，不应机械地套用上述任何一种观点。譬如，加洛林时代的修史活动就并非私家修史活动的一统天下，亦未受教会的完全控制。在加洛林时代，尽管大多数的史家出身于教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修撰事业被教会垄断，教会之外的王/皇室是修史活动又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在加洛林时代神职修史的表象*本文为冲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盼，私人、主教区、修道院等多种修史主体，且每一主体的修史活动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整个史学修撰事业呈现出一种官方修撰、私家修撰、修道院和主教区修撰的多元化状态。 　　一、官方修史活动 　　官方修史活动是指在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下开展的有组织的修史活动，组织化、制度化、集体化是官方修史活动的显著特征。纵观古典时代的修史活动，私家修史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古希腊的修史活动，从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气息。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之后即因“贻误军机”而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古罗马的史学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的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及至中世纪之初，私家修史依然主导史坛，例如，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仅有3部翔实的叙述史(《法兰克人史》、《弗利德伽编年史》、《法兰克史书》)，它们的修撰均非教会组织，亦与国家政权无关，是作者出于申明信仰，保存历史轨迹的目的自愿为之。 　　及至墨洛温、加洛林两朝鼎革易代之际，矮子巫平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及其子尼伯龙根伯爵又授意一位匿名的续编者为《弗利德伽编年史》补写了第二部续书，以此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的行径寻求辩护。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部续书是“官方的”历史记录。首先它并不是由加洛林家族的大宗支系也就是加洛林宫廷编修的。其次，从内容上看，它更像是一大堆补加在一部业已成书的编年史2后面的回忆，与那些以记载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为主旨的官方史书相去甚远。 　　然而，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随着加洛林王廷逐渐由四处巡游走向固定，一种记录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官方记录开始出现于亚深的宫廷。自公元794年之后王室祈祷堂中的王家御用教士们以年代记的形式年复一年地记载加洛林君王及其周遭亲贵的事迹。其中，亚深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是司职这一活动的实体机构，其首脑宫廷教堂住持:3全权负责纂修工作并对属下的纂修工作负有监管、督导之责。这种官修史书的活动在西方史学史上实属罕见，它的产生与8世纪晚期以亚深新宫殿为中心的固定朝廷的出现密切相关。公元794年，查理曼在亚深兴建的一座复合式宫殿建筑群竣工落成，这座宫殿建筑群包含了一间祈祷堂、一间会议大厅、一间居所、一个图书馆、一个中书监(chancery)以及一系列办公建筑、花园和许多庞大的温泉浴池。由于这座宫殿建筑群的富丽堂皇以及亚深当地温泉水的保养作用使得查理曼的王廷逐渐结束了巡游为治的状态，开始较为长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