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及历史意义.docVIP

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及历史意义 　　一、引言 　　中国历史上，博学鸿儒科最早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称“博学宏词”，为招揽人才的特殊制科。有清一代，朝廷先后三次诏开博学鸿儒科，即康熙十八年、雍正十一年、乾隆元年。雍正十一年的博学鸿儒科朝野反映奇冷(仅河东督臣举一人，直隶督臣举二人)，加上不久雍正帝驾崩，是科无疾而终;乾隆元年的博学鸿儒科则为招揽贤才、装点修明的常规化表现;相比之下，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显示了别具一格的表现与意义。 　　孟森评曰：“清一代之科目，与国运相关者，莫如制科。”赵刚的论析更为明确：“康熙十八年，是清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顺治、康熙初年的战乱局面，下启康乾盛世的到来。在这样关键的时期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政治作用和功效显然超出了粉饰太平的寻常意义。”这表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试是在历史关键时刻举办，并影响满清王朝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事件;不仅对稳定当时政局、改善政治文化生态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对满清王朝历史的稳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从范文程顺治二年上疏到清圣祖康熙十七年上谕 　　满清定鼎之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来压制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反抗;但民心(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之心)的背向，却是任何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建立及巩固的关键。满清统治者显然十分清楚这一点。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甫进北京，便亲谕吏部：“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清王朝开国元勋范文程(1596-1666)于顺治二年给清廷的上疏更一针见血地揭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因此，满清王朝在采取强硬镇压措施的同时，也十分注意采取怀柔手段以收买民心--特别是士子之心。如尊祭孔子、倡导程朱理学;尤其是顺治二年，在全国各地烽火未息、战局未定的情形下，清廷即举行首次科举(八月乡试，次年三月会试);正是在此背景下，“云间三子”之一的宋征舆(1618-1667)、与满清有杀父之仇的宋琬(1614-1674)等名士，皆于顺治四年中进士而仕清;到顺治五年，“大半伏处草间”的晚明社局中人，亦“尽出而应秋试”。这种现象尽管受到时人赋以“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的讥嘲，但毕竟由此显见时局纷乱之际，胜国士子心态变动于纠结困顿之中。 　　清圣祖(1654-1722)亦深谙民心重要之道，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八，在与日讲官对谈时即称：“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 这使清圣祖在三藩之乱中能保持清醒认识，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正是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1612-1678)打出“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华夏之乾坤”旗号，举行叛乱，利用的正是满汉民族矛盾。“三藩”以民族矛盾为焦点，一箭双雕：不仅触及了清廷之隐忧，也刺激了汉族士民之隐痛。一时间，“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其中的民心向背，清圣祖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受了此番生死较量的刺激与冲击，清圣祖产生争取汉族各方人才的强烈念头，于是在康熙十三年“大兵进剿逆贼”之际，便谕示吏部：“顷以需人甚急，已将汉军内堪用人员照该督抚所请，发往军前候用。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着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发往军前，与汉军官员一体并用。务期虚公推荐，有裨地方，以副朕广揽人才之意。” 康熙十九年则谕示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治道首崇儒雅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由此可见，清统治者武功未遒，已生文治之心。其实，早在天聪三年，一生征战的皇太极(1592-1643)已谕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 顺治十二年三月，世祖(1638-1661)亦下谕礼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显而易见，武功以定国基，文治以开太平，已然成为清初统治者的共识。 　　康熙十七年，三藩战乱正处转折关头，吴三桂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周”，改元“昭武”)，同年秋病死，形势陡变，叛军从此一蹶不振。清圣祖正于此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开博学鸿儒科，谕示礼部称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 联系该年形势发展看，似以文治之号召，引领武功之声威。 　　三、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 　　历来学界讨论关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举办目的，概括起来说，有吸收人才、招揽遗民、争取民心(士民之心)等多种说法。其实，归根结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