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镜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日本1920 - 30年代的接受.docVIP

论《列宁镜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日本1920 - 30年代的接受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①并不是专门论述文学的文章，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而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当时之所以能成为指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展的纲领性文件，与冈泽秀虎的译文关系很大。冈泽译文不仅将径直译成“文学”，还删去全文近五分之二的篇幅，构成一个全新的文本。①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译文正是转译自冈泽秀虎的日译本，题目被改为《论新兴文学》。 　　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冈泽译文之前，新居格、藏原惟人己经援引列宁这篇文章论述文学，即对该文的“误读”并非始于冈泽秀虎。所以，过于强调冈泽译文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尤其是将对“政治干涉文学”现象的反思过于集中于冈泽译文的“误读”上，不仅无法真正阐明列宁这篇文章在日本的接受问题，而且还会忽略文章所提起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的重要问题。因此，要厘清中国所受的影响，有必要先对日本接受这篇文章的复杂状况做一个考察。 　　列宁这篇文章最初介绍到日本是在1927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处于重大的转换时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可以上溯到1921年小牧近江等创办的同人杂志《播种人》。1925年12月旧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成员达数百名之多，参加者的身份十分庞杂，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展开，1926年11月，旧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将新居格等无政府主义者开除，改名为旧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一大转换，新居格当即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说，经过改组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党派文艺”阶段，“排斥异质思想，以同质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来控制《文艺战线》。”他将攻击矛头直指列宁的文艺观:“他(列宁-笔者注)的文艺观完全是共产党党员的政策论，无视文艺的本质。”(358 -359)新居格引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数段话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他本人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因此引用的翻译文中凡涉及个人与政党将无产阶级文学工具化。林房雄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政治斗争》中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是在无产阶级意识之下组织无产阶级乃至社会全体成员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文学在变革时期成为意识斗争的武器。即，鼓舞、统一、激发本阶级成员的战斗意识，并将其他阶级的成员团结在本阶级的意识之下，进而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发挥积极的破坏作用。 　　鹿地亘更是直接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要成为“进军的号角”。闭 因此，尽管新居格对列宁文艺观的批判多有误解，但也的确指出了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针对新居格的这些批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迅速作出反击，连续发表《现代日本文学和无产阶级》、《政党和文学-驳新居格氏的无政府主义文艺论》、《文艺论上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文章，所利用的理论资源同样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藏原在《现代日本文学和无产阶级》中引用了列宁这篇文章中有关文学与阶级关系的三段文字，借用列宁的话揭穿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绝对自由”的虚伪性。藏原说:“阶级社会中的各种文学都是阶级文学。过去的文学是这样，现代的文学也是如此。(略)因此，如果有人主张文学是超阶级的，那只能证明他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盲目的代言人，就是有意识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派。他以此为论点梳理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史，最后总结说，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自然主义文学在其早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代由于受阶级立场的局限己经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降低了艺术价值”，“甚至扮演反动的角色”，而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的只有无产阶级。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在争论中藏原的批判锋芒并不总是指向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时投向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在《关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混乱”》中，他既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超阶级文学观，也批判“观念左翼”的人不理解文艺运动的特殊性质，”把文艺运动限定为狭义的政治行动”。 　　藏原之所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中既能够在理论上深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又能够同时批判极左思潮，与他深厚的苏俄文学素养和苏联经历有关。藏原惟人在东京府立一中学习期间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后考入东京外语学校本科俄语专业。大学期间，他和恩师马场哲哉(外村史郎)等一起创办了《俄罗斯文学》(第三届)同人杂志。作为主要创办者，他翻译了很多作品，并发表文学评论的习作。1925年，藏原以商业报《都新闻》的特派员身份前往苏联。在苏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阅读了大量的同时代苏联文学作品和艺术评论，并亲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