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docVIP

解析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势力的成长，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使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身居这种矛盾的社会之中，商人无力挑战社会体制，唯有而对现实，服从命运，其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一、幕藩体制下商人势力的成长 　　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僧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而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在德川幕府前期，幕府几乎所有施政方针都集中在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上。 　　如1615年，“大阪夏阵”结束，消灭丰臣秀赖后不久，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战国时代3 000多座城池被一举拆除，只保留170座。从此，对大多数藩来说仅保留了唯一的城堡，武士们集中居住在当时以藩都为中心形成的城下盯中。为了满足武士们在城下盯的各种消费需求，大批工商业者前来掘金，商人阶层迅速壮大。对商人势力的发展最有效地促进就是“参勤交代”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615年，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大名们不得不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并在江户和本藩维持两套机构，路上花费以及在江户生活的开销巨大。对于商人而言，参勤交代之路就是商路，以江户为中心的道路网得以形成，以五街道①最为有名，沿途骚站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商业城市。 　　由于参勤交代的实施，各地人员涌进江户，使江户的人口大幅增加，1724年，人口己经达到100万，远远超过伦敦、巴黎等欧洲的大城市团。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对商人的依赖可想而知，如近世儒学者荻生祖徕所言:“这格包下吉原(东京著名的妓院)赏雪，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则在吉原的庭院中向雪中抛金如豆，引来人们哄抢。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使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幕府试图遏制豪商们的奢华之风，不断发布禁比奢侈令。在江户时代不到270年里，共发布禁r.奢侈令258次，最多的是在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川。而对作为统治者的武士与幕藩的压力，以及不少暴富商人因奢败家或受到处罚的教训，商人们开始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二、消极的处世哲学 　　商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在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下是无力的个体，甚至商人发财与他们的顾客及债务人-武士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与体制正而抗争，只能对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顺，谨慎行事，严守身份秩序。江户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对大名放贷获得暴利，成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时候，有家产金12万两，白银12. 5万贯，向大名贷款1亿贯叫。淀屋家生活奢华，排场堪比大名。他公然违抗幕府多次发布的禁比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衣服招摇过市。1705年，幕府对富可敌国、敢于藐视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僧越商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等罪名进行惩处，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并一笔勾销其而向大名的贷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严重的惩罚，显然“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淀屋家实力强大到能操控米市，对幕府与大名都是威胁，尤其那1亿贯“大名贷”对大名是巨大压力，而其高调、奢华的生活正为幕府提供了“僧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剧是对商人的严厉警告，促使他们服从幕府权威，牢记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训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条或重要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则》第一条就是“严守各种公仪法度，不可对盯内管理者无礼”川卜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规定:“家中诸人需严守幕府法令;将军为日本国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与现人神无异，决不可做违背政道之事”。 　　当然，也有精明的商人能审时度势，利用向幕府示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赫赫有名的豪商三井家家训要求族人“幕府每次颁布的法令，当主(家长)应当将其精神迅速传达至手代(伙计)以下的使用人，并严格遵守。尤其是“不可马虎应付幕府，应认识到服务于幕府和家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