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社会联系.docVIP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社会联系 　　关于此问题，笔者于前文中已从本相与表相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在此我们将就此种联系从本体论的角度再次加以探讨。这是本文在结构上的一种特殊安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同社会之间联系的愿望与实践从未停止过，可见其重要程度。草原丝路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多边的国际贸易网络，涉及多个地区、国家。草原丝路上从事的主要是远途的奢侈品贸易，而不是大宗商品贸易，这是一种利用差价的贸易，对于游牧社会来说，它所针对的是草原上的贵族上层，并且取决于这些贵族上层的嗜好及经济能力，更深层的是取决于草原帝国的兴盛与衰亡，“(晚至) 马可波罗时代，出门冒险的商人的生意还取决于权贵的脸色，……远途冒险者主要关心的不是商品的大宗出售，而是商品的稀奇和奢华，……商人们寻找乐善好施者，……如果他命运不济，他会遭到掠夺或课税，以致破产。但如果他是幸运儿，与其说卖出了一个好价钱，不如说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施舍，……丝绸及许多其他物品的这种贸易形式更像是纳贡而不是贸易。”至于说这种国际贸易为什么只能是奢侈品贸易，奇波拉对此的解释是: “广泛性与局限性的奇妙结合支配着舞台。从中国得到珍贵的丝绸或从远东得到贵重的皮毡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但从几英里之外得到较低廉的商品却不划算。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交通不可能发达，所以运费相对昂贵。特别是当不可能进行水路运输的时候，长途贩运的商品即使并非全部是贵重物品，但也主要是贵重物品。至于生活必需品，任何地方都不得不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地区间的劳动分工必然主要由贵重物品和其他本地无法生产或不能轻易替代的物品决定。因此商业的基础只能是贵族的奢侈品消费。”之所以说长途贩运奢侈品的贸易已形成了跨国的贸易网络，主要原因是多方的参与，参与其中的既有草原丝路东端的中原王朝，又有西端的中亚，更有草原丝路的 “管理者”同时也是积极参与者的游牧帝国。 　　中原王朝既是这些长途贩运而来的奢侈品的最大输入国，同时也是奢侈品的最大输出国，丝路之名即得于作为主要输出品的丝绸。中亚地区虽为草原丝路的终点，其实际作用却更像个中转站，因为从事贩运的大多为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他们将奢侈品贩回后又转手销往波斯、印度北部、阿富汗、拜占庭甚至地中海沿岸地区，所以从中国带回的奢侈品在此又被加价进行了二次乃至多次贩运，这样的一种流通模式无意中形成了一张彼此联结的贸易网。这其中游牧民族所起的作用，从这一商道的名称 “草原丝路”便可见一斑，在此 “草原”一词的含义不仅指地理层面的范围与概念，更是囊括了政治、军事乃至种族的深意。经草原通道进行的贸易成功与否取决于游牧民甚或游牧帝国的态度，我们看到，游牧民、游牧帝国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游牧民将马匹、皮毛等以进贡的名义运往中原，换回大量以赏赐品为名的丝绸等贵重品，这些丝绸便成了游牧贵族们进行贸易的奢侈品，他们大多委托乃至重用粟特商人去做经营，同样，他们以畜产品与西域绿洲诸国进行贸易，换回他们所需的纺织品、粮食等。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双方之间的这种 “贸易”，其基础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即中原王朝既想在政治上拉拢安抚游牧帝国，又慑于其强大的军力，在此种纠结中物质 “赏赐”便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赏赐物中尤以丝绸最为稀有贵重;游牧帝国则以马匹为首，以贡赋进献之名加以配合，一种奇怪的贸易现象诞生了: 基于政治、军事都不平等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竟然还具有了长期性。游牧帝国经粟特商人与中亚乃至更西方的国家进行的贸易倒是具有了较纯粹的商业本性，以回鹘汗国时期著名的商业通道“回鹘路”为例，回鹘路形成于唐代，由于回鹘助唐有功，得到唐大量的丝绸赏赐，当时在罗马市场上，每匹丝绸可卖到一至四公斤黄金，回鹘人将丝绸运抵罗马后其价格竟然提高了二倍余，可见其利润之巨。另外，北方游牧帝国与西域诸绿洲小国之间的贸易也是这个国际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贸易一方面是建立在游牧民族的武力征服威慑之上，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民间百姓的迫切需求。以地理方位来看，这是一种南北之间的纵向联系，鉴于如前所述的游牧民与绿洲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产生正常的贸易联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同时不能忽略另一个事实，即游牧帝国对绿洲民的征服与统治，既如此便有了税收与贡赋，在此帝国是一种征收贡赋的机构，而贡赋的来源在于国内生产力的提高，这其中当然包括贸易的流通和顺畅，借此帝国便有了更多的财富。由草原丝路上的贸易而产生的社会联系可以多种方式进行，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各不相同的。 　　贸易可以产生社会联系。游牧帝国兴起之后使这种联系更为深入、广泛、多样化。由于游牧社会与周围社会的联系常常始于战争，而战争的原因有时恰恰是由贸易需求引起的，所以因这类原因而形成的联系也可看做是因 “贸易”而产生的社会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在游牧民族那里成为其与周边乃至远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