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路的历史表相与本相.docVIP

草原丝路的历史表相与本相 　　“表相”与 “本相”这一对概念取自法国社会学学者的社会本相与表相的论述，关于二者的关系，布迪厄认为表相在本相中产生，本相也因表相而存在(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王明珂先生对此理论做了更广泛的运用，他将这一理论用于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领域: “我认为，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相，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 (historical reality); 更正确的说，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具体到我们所论述的有关草原丝路的问题，那就是丝路上所进行的具体的贸易活动充满了本相与表相的事实。 　　首先，游牧民已将草原这一特殊生态系统内可用的资源利用到了极致，并在此过程中发明了一系列有用的生存策略与技术，从而构建起了一类与此环境完全适应的社会，但这类社会有个致命的缺陷，即它并非自给自足，有相当一部分生存所需的物资需要交换所得，尤其是与定居社会的交换，如粮食、纺织品等。结构性的需求源于结构性的差异，相对而言，游牧社会的经济结构是 “专化”的 (王明珂)，而定居社会的则是“多元”的，这种 “专化”的游牧经济必须有包括贸易或交换在内辅助性生计的辅佐才能得以维持，所以专化的游牧经济对多元化的定居经济充满了需求，而在草原丝路上所发生的贸易行为恰恰就是这种需求的真实写照，甚至当和平的交易不能完成时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掠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这种贸易活动中游牧民是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关于表相与本相的问题，在这里，贸易行为是表相，而结构性差异与需求则是本相。再如汉匈双方对西域的争夺，匈奴通过对西域的控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朝对西域的争夺是要从匈奴手中夺回丝路上的贸易控制权，笔者认为以匈奴对西域诸小国经济的相当依赖性，汉朝此举恐怕更在于借此对匈奴实施强有力的打击而非专为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就是说汉朝对西域贸易通道的控制是结果而不是其初衷; 汉朝发动战争夺回西域的控制权是表相，而借此切断匈奴借西域贸易通道获利及对西域诸小国经济上的结构性依赖从而打垮匈奴则是本相。 　　其次，据史料记载，匈奴、突厥、回鹘等其贵族都曾热衷于利用草原丝路进行丝绸贸易，这些丝绸来源于中原王朝的大量赏赐，这是由游牧民贵族支配的、在贡赐的政治外衣下进行的贸易行为，贵族们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除自用外还将剩余的转售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中原王朝除获得边疆的安定、政治上的和平之外还获得了以马匹为代表的大量畜产品。换个角度讲，这似乎是一种 “以物易物”的 “礼物”交换，这是不同文明间的以 “礼物”的形式进行的交换，“理论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则必须送礼和还礼”。对于游牧民贵族来说，这类 “礼物”交换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政治上的，即与其他部落或族群相比，谁与中原王朝联系密切、贡赐频繁，谁就能在本社会中占有政治上的优势，从而在政治竞争中占尽先机，出于此目的的考虑，在贵族们的 “礼物交换”行为中经常包含有请中原王朝以嫁公主作为回礼的要求;二才是经济上的，中原王朝数量庞大的以奢侈品为主的赏赐正是游牧贵族所需要的，这些赏赐既可以满足他们本身的需求，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声望及权力，还能让他们在转手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数量庞大的回礼或说赏赐，其主要目的就是以物资换和平，以物资换来游牧民族的归顺与臣服，以物资换来中原王朝在四周 “蛮夷”中的正统地位与崇高威望，顺带换来军队所需的优良马匹及贵族所需的优质皮毛产品，可以说中原王朝对这种交易的期待值也是相当高的，是否据此可以认定前述所及的 “结构性需求”是相互的呢? 这种一来一往的贡赐或曰贸易行为可看作是表相，而其背后的政治乃至经济目的则是本相，而且双方的目标是契合的，所以这种以贡赐的名义产生的关系才能持续下去。礼物本身都是有使命的，即政治与经济的使命，社会联系与文明交往的使命及文化传播的使命。 　　再次，草原丝路上货物的流通可以产生社会联系，在此，货物流通是表相，而社会联系则是本相，之所以说社会联系是本相，是因为它是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结构性需求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这种结构性需求的更深层次的表达。其一，众所周知，相毗邻的社会之间是必然会发生联系的。在古代，当这两个社会是异质的、有着不同结构时，联系的出发点和结果很可能是以互补为目的，当时的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就是如此，不论方式方法如何，最终确实是达成了两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在我们所探讨的范围内，草原丝路上的贸易行为即是这种社会联系的方法之一，贸易的表相掩盖的是两个异质性社会之间联系的本相。据有学者研究，这两种社会似乎在其开始形成的过程中就互为 “镜像”、共同进化的。 　　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帝国双方必须建立同等规模的政治组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