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在史学上划时代意义的再认识.docVIP

论《史记》在史学上划时代意义的再认识 　　在以往的《史记》研究中，人们普遍肯定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规范了我国古代正史的撰述模式，并从它强调、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角度，充分肯定这一新的历史撰述形式，肯定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从其开创新体裁所具有的意义，去阐发《史记》从史学上确定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提出司马迁是怎样抉择这一撰述模式的?这就必须从探讨他的历史思想人手，即他是怎样认识历史的，要写一部怎样的历史。《史记》一书告诉我们，司马迁的撰述宗旨，是要写一部人类社会的整体的历史;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是人而不是神扮演了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撰写人的历史，通过人的历史，去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奥秘。 　　纪传体作为一种历史表现形式，由史家所选择、所构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史家历史思想的载体，它渗透和表现了史家的历史思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则更多地体现出他对于人的特殊的一种辩证思维以及对于人的价值的最具本质意义的理解。依据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学就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解释与理解。所以，《史记》是司马迁以真正史学家的眼光，面对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所进行的解释与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开创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历史著作形式，更是开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人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其前提条件就在于明确人事是由人自己创造和决定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就他撰述《史记》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说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其中关于“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突出强调的是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人的逻辑。《史记》因其实录而名垂千古。一般认为，其实录精神主要体现为“不虚美、不隐恶”，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贤者、尊者、亲者、僧者，无不善恶必书。 　　而这样讨论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是将其作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进行说明的。如果我们依据上文所提出的论点及其分析，从司马迁注重对人的关注和思考，对人的特性的把握，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他对历史人物的“不虚美、不隐恶”，便可以从其历史思想深处发现他是根据人的特性记述了历史人物、解释了历史人物。 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其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汉高祖不愧史人物，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明确的。“寓论断于序事”，由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他在《日知录》卷26讲:.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就是说，史家个人的见解不直接形诸文字，而是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 　　“寓论断于序事”构成了司马迁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①。《史记》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可以说“寓论断于序事”主要体现在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记叙之中。司马迁的有关论点、旨意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便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中表现出来的。“寓论断于序事”有如下几种基本形式。 　　以象征的意味表达史家的理性观念。《李价;接着又记述了鲁两生与叔孙通的对话:“公所事者胜十主，皆面谈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i;通过记述人物的对话，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论寓于其中。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记述了赵王与宦官长缪贤、赵王与蔺相如、秦王与蔺相如以及蔺相如与廉颇的对话，以谬贤语肯定蔺相如是“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以廉颇的自责，再次肯定蔺相如，最后以“太史公曰”对蔺相如作出明确的评价:“一奋其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其二为人的价值是什么。司马迁人的价值观的确定，是基于司马迁关于人的特性的理解。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所以，他在《史记》中对《春秋》论断是非，寄寓褒贬的传统给予直接继承，当无疑义。只是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开启了我们的思维。班固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里显然提出了司马迁的价值观与“圣人”价值观存在差异的问题。联系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历史人物的具体价值观，便不难发现其“颇谬于圣人”之处。 　　首先，关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扶义调悦，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是说他为何而作七十列传，其中蕴涵了他的价值观念，即为立功名于天下者作传。与此相反，不立功名者，即便官至承相之尊，也恕不列传。在《张承相列传》里，他在附列了陶青、刘舍、许昌等好几位承相后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