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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崭新的历史时代。随着新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建，唯物史观派史学迅猛发展，从一直深受压制的学术边缘一跃而进入学术中心，成为主流史学。作为一门“显学”，历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备受关注，因此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和评价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同步展开。 在新中国成立两年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呈现新的而貌。 　　郭沫若把这些变化概括为六个方而:第一，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史观转向了新史观，即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第二，历史研究者的作风改变了，即从过去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转向从事集体研究:第三，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第四，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第五，从大民族主义转换到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来:第六，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变到开始注重研究亚洲历史①。范文澜认为，郭沫若所说的“六点转向，“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和《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观点分歧明显，争论较为激烈。此外，胡尚元的博士论文《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则着重于重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大批判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①。 　　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也较多，主要有陈其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年)，王学典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剑平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6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都对十七年史学作出了有一定力度的分析。 　　二、改革齐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充的I01题争鸣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重新向现代化定向和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特别是启蒙史学的发展对传统史学观念形成了巨大挑战，人们对十七年史学的理解与评价，观点各异，相互激荡，并形成诸多讨论的热点，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与探索，深化了对十七年史学的认知与评价。概括30多年来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争论，依发生的时间顺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而: 第一，“五朵金花”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这一问题讨论最早起因于1989年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一文。他针对长期争论不已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对问题存在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文章指出:“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还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J哇、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何兆武指出，从近30多年来关于十七年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分歧与争论看，实质是如何评价十七年史学的具体成就问题，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十七年史学受政治严重干扰，几乎成为政治化的史学，但持此观点的人也不否认这一时期历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只是认为其意识形态色彩太强，损伤了史学的学术价值:另一种是认为十七年史学虽然受政治干扰，但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干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十七年史学的回护色彩明显。那么，十七年史学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到底怎样?事实上，故意夸大或刻意规避都不足取，因为它或者会遮蔽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本身的认知，或者会使我们放松对政治过度干预学术一定会带来危害的警惕。对于不同意见，不妨多宽容一些，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政治问题是非分明，而学术问题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 　　关于十七年史学的问题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展开。众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出现，反映了十七年史学在当前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度”。在研究中，有的学者谨守传统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其中不少引人深思，促人反省，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应当认为，研究中出现观点争鸣是史学研究的常态，是研究者对历史深入思考的反映，是繁荣史学事业的重要一环。 　　三、十七年欠学一衡佑的若千因素 　　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指出:“每一个历史学家显然一组利害、信仰和价值-它们显然对他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有着某种影响-带到了他的研究里来。”④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衡估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就启蒙史学价值取向看，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以黎澎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人，他们对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