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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民族起源学说在20世纪中国 　　20世纪是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建设近代国家和强化民族认同的任务，自然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起源问题的关注，并且对此展开了多次争论。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些争论，并试图通过考察这些争论来研究中国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进而探讨近代西方的种族/民族学说在20世纪初期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己成为中外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①但是，己经发表的有关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初期，而极少与其前后时期联系探讨。 　　在过去，学者仅仅关注围绕“黄帝，、“汉族”或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论述，集中探讨与所谓“汉族西来”学说有关的诸问题，除了被视为清末“排满主义”目标的“满人”之外，基本缺乏不以黄帝为代表的“非汉族”即当今少数民族历史的观点。如果采用包括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宏观视角，我们便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的演变，既是以民族交替(占领/驱逐)为前提的，卜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又是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反复交替的一个历史过程。同时，这种演变与基督教、民族学、考古学等新的宗教、学术思想和学术制度的传播和发展有关，也受到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一、民族史模式和宗教思想 　　《司马迁曾在使记》中，根据自“黄帝”开始的中国上古帝王系谱，来解说边疆各民族的起源。例如，他认为匈奴为夏后氏的后裔、越王勾践为禹的后裔、吴为周太伯的后裔、闽越为越王勾践的后裔、楚为帝额项的后裔、滇为楚将军庄路的后裔，等等。①此类理论，我们可称之为“贵种后裔”模式。②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神农氏”在黄帝之前，而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蛋尤”。后人则认为神农氏就是炎帝，而蛋尤是“三苗”或“九黎”的首领。到明清时代，中国士人广泛接受了“贵种后裔”模式，而在民间普遍流行“三苗”就是中国南方“苗人”(即现在的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祖先的附会说法。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沿海的租界中，西方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信徒传授与传统的“贵种后裔”模式不同的中国民族史。他们说，中国的原住民是作为蛋尤(三苗)后裔的“苗人”，而“中国人”(即今天的汉族)是后来移居中国的“挪亚”(诺亚)的后裔。例如，1882年有一个名叫韦廉臣( Williamson } Alexander)的苏格兰传教士，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中文著作《古教汇参》。 　　他所描述的上帝创造人类、亚当与夏娃的乐园放逐、洪水淹没旧世界、诺亚子孙的繁殖、巴别塔工程和人类语言分化等等，③都来自枪y世纪》中的犹太人“贵种后裔”模式经典传说，代表着基督教的典型“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y)的历史思考。西方传教士将上述古代中国士人及民间对中国古典的解释及附会与以亚当和夏娃为始祖的基督教“普遍史”中的“两次造人”传说相结合，创造出作为旧人类的“苗人”被作为新人类的“中国人”驱逐的故事，提出了有关中国民族起源的新观点。 这种新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立足于一种假设，即主体民族(汉族)起源于西方某地，后来从遥远的他乡集体移居到中国内地，并且认为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民族(苗族)是中国内地的原住民，而他们被新来的民族驱逐到中国南方的边远山区。这就是以民族交替为基本原则的“外来/原住”模式的典型代表。它与古代传统的“贵种后裔”模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 　　二、民族史模式与学术制度 　　如上所述，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条件，使得基于“外来/原住”模式的“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为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 除了民族史模式以外，这一学说还有另一特点，是以黄帝时代作为上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熟知的有关黄帝的传统历史知识，印证了“外来/原住”模式中黄帝的角色，从而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广泛流传。但是此后的中国，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知识分子对传统历史的认识逐渐发生了改变。同时近代史学的引进和发展，也促使他们对于黄帝的存在提出质疑。在如此环境下，中国民族史的模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20世纪初期的“外来/原住”模式，在之后的民国初期，继续作为几乎唯一的中国民族史模式，在中国国内广泛流传。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这一模式的应用年代，就上溯到“历史”时代之前的时代，即“黄帝之前”的“史前”时代(石器时代)。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就是作为新兴学术的近代考古学，此时己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并开始逐步发展。 近代欧洲产生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考古学，与主要应用于对诊释和考证古典史书的中国金石学，两者在学术系谱和性质上迥然不同。近代考古学的相关知识，早在清末就己通过租界的刊物传播到中国，②然而作为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学科被引进到中国，③并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