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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法认知的运用规则 　　司法认知(Justice Notice)规则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近年来为我国学界所关注，并将其引入到了我国的证据规则体系中。这实质上反映出司法认知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明确司法认知的概念和运用规则，无论是对我国司法实务还是证据法理论体系的完善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司法认知与证明的关系概述 　　我国学术界对司法认知的概念有多种提法，有的学者认为司法认知是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指“法官对于待定的事实，在审判中不待当事人举证而直接予以确认，作为判决的依据。”有的学者认为司法认知是一种诉讼证据规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某些特定事项，可以在不要求当事人正式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就直接确认其具有真实性，并将其作为裁判基础的一种诉讼证据规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司法认知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对某些特定的事项，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而直接确认的，并将其作为定案根据的特殊职权行为。” 　　观察以上关于司法认知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我国学术界在对司法认知内涵的认知上是有共通之处的。总的来说，司法认知的主体是法官，而法官适用司法认知是为了对特定的事实进确认，并将之作为判决或者定案的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无须当事人的举证。但是，鉴于我国理论上对司法认知的认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性质界定，很容易让人在面对司法认知这一新兴概念时产生困扰。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对司法认知的定性，可以从其所属的体系来分析界定。 　　在整个司法过程中，从法官的角度来看，法官的职责主要在于裁判，而作为法官裁判基础的就是法官依法所认定的事实。法官在一个中立者的立场来判断事实为真或为假，其运用的最多的就是司法证明。当然，司法证明不同于广义的证明，根据证据法上的证据裁判原则，司法证明是在证据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证明活动，故诉讼过程中的证明是一种狭义的证明。但是，在审判活动中，这种狭义的证明并不能涵盖法官在认定事实时所运用的所有方法，“每当法庭需要确定某一案件事实时，无非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证据来证明，另一种是通过证据证明之外的其他方法来认定。后者又包括司法认知和推定。”可以看出，司法认知实质上是一种认定事实的方法，在体系上是与通过证据的证明(即司法证明)和推定并列的概念，对于证据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来说是一种例外。 　　二、证明与司法认知的思维过程差异 　　在事实认定中，我们通常是以待定事实为目标，目的在于判断该事实为真或为假。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就必须使用到相应的事实认定方法，例如证明、推定、司法认知等。很明显，作为并存在事实认定方法体系中的各种方法之间也必然会存在思维过程中的差异。 　　关于证明的概念之说，在我国学术界也存在争议，观点众多，但是一般都认为，诉讼中所使用的证明是一种狭义的证明概念。简单的说，证明是运用证据论证未知事实的活动。根据证明的概念可以知道，在证明的思维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指向，即证明或证伪待证事实，而这个活动的基础即证据。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的通说，证据是一种反映相关事实的材料，因此，证明过程的基础实际上是经过审核后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即已知事实。故对于证明的思维过程可以认为是一个由已知事实向待证事实的过程。 　　相较于证明，司法认知虽然同样是用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但是司法认知的思维过程却迥然不同。一方面，司法认知不需要控辩两方就案件事实进行举证，而是由法官直接就案件事实的真伪进行判定，因此，可以说“司法认知只有一个事实”[5]，即认知事实，该事实的性质与证明中存在的两个事实(已知事实和待证事实)是不同的。当然，这种不同的根源来自于证明与司法认知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事实认定方法。进一步来看，我们如果把证明看作是对待证事实的认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已知事实可以说是将待证事实进行分割后的事实，这些事实经过诉讼证明的加工、整合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待证事实，这一点在用间接证据证明的过程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审判者的角度来看，在理想的诉讼构造理论中，证明活动的审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进行中立地判断，而对事实认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或者说主要作用的是控方与辩方。但是，在司法认知的过程中，由于认知的主体是审判者，审判者主动地对需要认知的事实进行认定，因此，审判者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所以，对比来看，司法认知的事实对于审判者来说，更倾向于是一种自我主导性的事实;而证明所指向的待证事实对于审判者来说则是一种他主性事实，在此过程中的审判者可以说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 　　三、司法认知与证明的法则机制差异 　　(一)法则运用之异 　　事实的认定离不开对经验和逻辑的依赖，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