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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地方志书社会内容的编纂 　　构建社会和谐是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21 世纪初以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如何记述好社会发展与进步，如何记述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决出现的社会问题，是第二轮修志中需要研究和把握的。近年方志界对社会内容在志书中的编纂有诸多论述，但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还需要予以梳理。 　　一、社会志、社会部类、社会内容的概念及研究大前提的界定 　　本文题目不提“社会志”、“社会部类”，而是提“社会内容”，是因为我们的研究须有一个大前提，我们是在研究一部独立的“社会志”，还是研究区域性综合性志书(通俗讲“三级规划内志书”)中的“社会部类”或综合性志书的“社会内容”?方志界在研究社会内容的编纂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没有确定统一的讨论点，所以莫衷一是。 　　王晖先生认为：“社会志一直是分类复杂、归属混乱、争议较大的部类。续志普遍主张设立社会志。以社会学的属性作为社会部类立志的基础。”陈泽泓先生是从社会部类入手，但他认为“部类”不同于“篇目”，认为应该从方志分类原则、方志编纂原则界定和确定社会部类范畴及内容。最终结论是“篇目设置不强求一律”。范洪涛先生认为地方志编纂中既采用广义的社会内涵，也使用狭义的社会内涵，似乎让人难于把握。其实他强调的是志书要加强社会内容的记述。陈野女士建议将志书社会内容按大社会、中社会、小社会概念进行区分，在“社会内容的记述上，无论取哪种方式、走哪种途径……是对当地重大社会变革的整体把握”。最终是从全志看效果。温益群女士分析了方志界对社会部类含义的不同理解，认为是研究角度的不同(大篇体角度、小篇体角度，该文把王晖先生与本人的观点进行比较，认为本人是小篇体角度，其实本人列举的是志书中的主要社会内容)，她说：“志书所记的社会不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大社会。这是由志书百科全书的性质和志书横排门类的体例特点决定的……志书也不能完全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社会部类立志的理论依据……志书中的社会内容，应该参考社会事业的门类、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根据志书自身的特点，来重新考虑设置。”“为了编写和研究，我们就不能仅仅用社会部类志一个概念来笼而统之地指代志书中社会类的内容，而至少应该有区别地使用社会部类和社会篇这两个概念。”她关于“续志中应该专设社会篇章”的主张仅就县级志书而言。 　　从以上有代表性的文章可见，陈、范、温诸文主要是从内容角度谈社会内容在志书中如何记述、如何加强，温益群女士虽然认为要设社会篇章，也只是就分类相对较粗的县级志书而言。唯有王晖先生是把社会志、社会部类放在一起加以论述的。如果单一的独立出版的社会志(专志)，本人认为这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比如，你单独编写出版不属规划的三级志书的某地人口专志，你写人口与自然环境，人口与民族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如果你是三级区域综合性志书就不可以了。因为，综合性区域志还有专门的自然环境(志，或卷、篇章)、民族(志，或卷、篇章)部分。如果说一二轮区域性综合志书“归类混乱”、“续志普遍主张设立社会志，以社会学的属性作为社会部类立志的基础”，我认为此言差矣。因为本质上是对分类的认识不一样，以及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同，并非“混乱”。温益群女士的文章实际已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是由志书百科全书的性质和志书横排门类的体例特点决定的”、“志书也不能完全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社会部类立志的理论依据”。陈泽泓先生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一问题：“部类”不同于“篇目”，“篇目设置不强求一律”。2007 年本人在《志书篇目分类述论》一文中，认为地方志是百科的综合分类，是地方志自有的分类，不是其他某某单一学科的分类。研究志书经济部分内容贴经济学分类的标签，研究文化部分内容贴文化研究的分类标签，研究地理内容贴地学分类标签，这不是正确的研究方式。此外，地方志机械地按照他学科分类，教训不少。详细论述见陋作。“续志普遍主张设立社会志”似乎是王晖先生把少数人的意见扩大化了。另外，陈泽泓先生关于“从方志分类原则界定社会部类范畴”，枚举了新旧志类目及有关研究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新编县志基本篇目》(1982年)、《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1985 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 年)等等，但绝大多数是从志书中社会内容而言，“部类”是概括社会内容的代名词。即使谈篇目，往往局限在县级志书这一志种。同时陈先生提出“应按方志编纂原则确定社会部类内容”，实际上该文没有谈及方志的编纂原则，方志编纂原则包括横分门类顺时记事的原则、科学分类原则、生不立传原则、遵守疆界不越境而书原则、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原则，用这些原则看来也很难确定社会部类内容，科学分类原则、事以类聚原则也只是原则要求而已，很难依此“确定社会部类内容”。 　　从以上代表性的论文看，志书要确定各轮入志的主要社会内容和在不同志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