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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行政处干二班学员 马晓冬 由于学生时代的专业，当然更因为个人的喜好，倒也读史不辍30年。从传统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到大学教材的《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等等，叙史或以编年、纪传、断代或以王朝兴替、阶级斗争或以人物传记、事件始末。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有着太多令人思考回味的地方，无论太平盛世还是离乱之世都有着让人遐思无限的事件，自豪于华夏千年灿烂文明之余，又不禁感慨于近代百年之衰败。何以中国从世界之巅沦落，被西方远远超过？我们的传统社会究竟有什么问题，何以中国传统社会无法酝酿出商业社会？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特点是怎样的呢？中国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近几年，连续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不会萎缩》、《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其中《中国大历史》以一种崭新的所谓“大历史观”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从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的国民党军队，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先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Macro-history）就是“宏观的历史”，即通过归纳综合而成的历史，以数百年为时间单位，勾勒社会的整体风貌，探寻推动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和力量。从总体上看，《中国大历史》一书所展示的历史逻辑是把握历史隐性的、不易变易的结构或因素，即一种关系和一种技术。 一种关系，就是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的关系。在此作者做了一个全书最为生动的比喻，称“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上下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的关系，构成中国历史兴衰的基本动力。 一种技术，就是“数目字管理”。按通俗的说法，其实就是商品经济，就是全国的资源以市场配置，全国的生产以市场为导向，而政府则在这市场中充当维持秩序和发展公共事业的角色。“数目字管理”就是政府在这市场中通过对价格与货币流通的统计，来了解全国的经济生产运行状况，并以征税和预决算财政来调控经济运行、发展公共事业，以法律来维护市场的秩序与公平。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了现代社会发展下一些关键元素，他把这些统称为“缺少数目字上管理”。而所谓的“缺少数目字上管理”，就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相关法规系统，而这两者都是现代社会必须包含，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普遍已建立的框架。 《中国大历史》以这 “一种关系”和“一种技术”将中国历史重新串起，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秦汉帝国作为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确立了中国古代上下层关系的基本模式，权力高度集中于上层，财政体系的效率，有赖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而这一财政体系全以小农为基础，无法作质量上的突破。上下之间的脱节已经显现。王莽改革之所以归于失败乃因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中国的官僚组织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经过均田制对下层组织的再造和上层官僚的整顿，统一条件成熟，中国历史进入唐宋帝国阶段。虽然出现了初唐盛世，帝国一度显得外向而有竞争性，但秦汉帝国确立的基本架构基本未变。安史之乱后，直到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显减弱。而宋朝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大胆试验，即王安石变法，由于其政策以“最前进的经济部门”（如贸易、开矿、造船、铸币等）为基础，既无法与广大的自耕农经济相适应，又与还尚不成熟的商业金融组织相脱节，最终归于失败。而明清帝国则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秦汉模式，以自耕农经济为体制的基础，财政体系看似复杂实则简陋，以道德逻辑作为行政活动的指针，技术性管理被忽视，行政效果差，先进经济部门的发展得不到有力推动。帝国变得内向和非竞争性。进入近代，中国的长期革命逐渐深入到体制和社会结构层面，国民党完成了对上层机构的改造，而共产党进行了下层组织的改造，中国历史逐渐挣脱旧有的僵化发展模式，进入新的运行轨道，朝着上下协调、数目字管理方向发展。 《中国大历史》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中国政治体制上的“间架性设计”特点 中国的历史从商周到明清，一贯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栽培复制小自耕农，施政缺乏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