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ppt

“发愤抒情”与骚怨传统 屈原与“发愤以抒情” 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已疲病而不忘。 憤，懣也；抒，泄也。言已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泄己情思，風諫君也。 采王逸说。 《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王逸：言己守髙眇（妙）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志，自證明也。 一、创作者的身份。 二、情感宣泄。 三，情感的性质，是政治不得意而产生的郁闷之情。 到了屈原弟子宋玉的赋作里，私情的分量增加了。宋玉《神女赋》慨叹：“情独私怀，谁者可语！” 又在《登徒子好色赋》里写道： 臣少曾远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题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 宋玉用无限神往的深情描写了当年从容于郑卫之风中的场景，而且还参与嬉戏的人群中称《诗》中《郑风·遵大路》，这已远远背离了孔子“放郑声”的原则，比起孟子提出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孟子·梁惠王下》），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七年（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前98年）共计七年，去年入狱），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隠约者（谓其义隠微而言约也，一解，说古人著书，词意隐约，都是有感而发，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文王姬昌）拘羑里（在汤阴），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写二文时，在入秦之前），《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帝尧）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孔子作《春秋》，止于鲁哀公西狩获麟的一年。 麟止。前122年，汉武帝至雍，获麟。 《史记索隐》：引服虔：“《史记》以黄帝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纪赞》云：‘五帝尚矣，然《尚书》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故述黄帝为本纪之首；而以《尚书》雅正，故称起于陶唐。”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茍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茍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徃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畧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尽，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与《离骚》的相通性。 “立言不朽论”的发挥。 “发愤著书”意义：书，广义，激励志向，表达忧愤。剖白于天下，立言不朽。“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汉大赋——讽谏意义若存若亡 赋， “赋诗言志”的赋，战国纵横家。 “赋比兴”的“赋”。 司马迁论司马相如：1、肯定讽谏意义。《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太史公自序》：“子虛之事，大人賦説，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諌，歸於無為。”？ 2、赋体特征的认识和评价：靡丽多夸。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虚辞滥说。 扬雄——丽，则与淫 征圣、宗经的主张。“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要，符合。书肆，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小说不合乎大道。） 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 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