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编15-1传记的阅读.pptVIP

4．时代性。优秀的传记作者由于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留在传记中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色。例如同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尚清谈和以清高自愉相一致的；而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人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社会黑暗，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动辄得疯”，所以徐文长的一生只能是从不得志到疯，从疯到坐牢至死，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以上二例，传主同是文人，由于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遭遇也就不一样。 5．人物的个性。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犹如参观罗汉堂。众多泥塑，面目不一，神态各异。一些传记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是由于传记家们懂得和善于处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 传记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实和抑恶扬善，是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各种形式的人物传记的共同特点。但是，各种传记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传和纪传不同。一是“纪传”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工夫。有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二是“纪传”在撰写人物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画。使历史传记同文学传记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使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三是在“纪传”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评价。以上三点在“志传”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其次，志传与史传不同。有一些权威专家从“志属史体”出发，进一步指出方志传记与历史传记是一样的，属于同一种体裁——史体。此说，笔者曾想之再三仍不敢苟同。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不能议论，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人物的善、恶、美、丑则需要通过叙述反映出来。应该说志传别于史传，因此在志传的写作中，文字运用就要仔细地斟酌，对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但又要让读者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 一、(2010年天涯南开区一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外交强人沙祖康 □ 刘　巍 “秘书长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直，讲话比较冲，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风格要改改，您的意见如何？”沙祖康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性格坦率，不喜欢绕弯子。潘基文则回答说：“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2007年7月1日，曾服务于中国外交37年的沙祖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以往，在国际外交界，中国外交官面带笑容、温文尔雅的仪态，常给人以东方人特有的神秘感。而“不太相信外交辞令”的沙祖康，却被美国报纸称为“令人震惊的坦白”。 沙祖康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在中学因为在课堂看小说，曾被老师多次抓到，这一行为甚至还被写进了操行评语。 沙祖康当时读的是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而最常被提及的一本书是《三侠五义》。这本沙祖康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叙写了宋朝清官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除暴安良的故事。大学老师蒋克记得沙祖康有一次对她讲，他“当干部一定要当包公”。 多年以后，沙祖康并没有实现他最初的愿望，成为审官判案的铁面“包公”，而是进入了外交部，成为一名致力于建立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职业外交官，但这并没有影响沙祖康侠义精神的显现。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外交场合，为捍卫国家利益，沙祖康常给人言辞强硬的印象。2006年，他接受BBC采访，在回答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的指责时，他说：“美国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闭嘴！”此话在美国传媒界引起震动。很多人认为这会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事件”，但美国外交官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太熟悉沙祖康的言辞方式了，也就是在国际外交界所谓的“沙氏风格”。 沙祖康在一次讲演中说，外交工作和个人的行侠仗义是可以挂起钩来的。现在国际秩序并不公正，很多事情不公道。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作为大国的外交官，至少应该主持正义。他说，大家都不主持正义的话，恐怕有的歪风邪气就要横行霸道了，那是不能允许的。 沙祖康的正直不仅表现在大事上和外交上，就是对亲人也是如此。 沙祖康的小妹沙益芬，身体不好，在老家生活也比较困难。在大哥沙祖康赴纽约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这一个夏天，小妹沙益芬仍然在宜兴市里卖西瓜。 一次，二妹沙益英给哥哥的办公室打电话，由于是长途，要求哥哥拨回来，沙祖康执意这样通话——因为办公室的电话是公费，说她花的钱，沙祖康个人给她报销。沙益英说，大家能体谅大哥，也对大哥的正直表示钦佩。 沙祖康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在强调自己言行具有农民风格的同时，他也经常说，自己要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