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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教育观念转变探析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初期反对孩子接受教育，认为教育无用，甚至是坏事，到后来不仅认为教育顶事，还积极送娃娃上学。本文从边区政府深入宣传教育、教育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教育关切孩子的道德成长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一转变的复杂历史原因。这一变迁过程所揭示出的教育发展规律对当前发展人民满意的大众教育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乡村民众 教育观念 　　观念是社会的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其形成既非朝夕之间，其转变也绝非一厢情愿，更非一蹴而就。往往于社会发生巨变的当口，于各种社会关系复杂而激荡之中，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认识才会与“旧我”痛苦地撕裂。但这并非说，所有存活在人们脑海中的观念都会在时代的裹挟下被改变。事实上，当我们比照时下与两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某些属于观念结构内核的东西仍存活于当下。比如官本位、重男轻女等。延安时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边区民众的教育观念同样经历了一个与“旧我”撕裂的痛苦过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具体讲，根本性改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认为教育是公家事而反对孩子上学，到认为教育是好事，自动送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对于教育本身的认知、理解和态度发生较大转变。比如初期竟然认为教育是坏事，后期认为教育是好事；原来认为教育就是背古书，如《百家姓》《三字经》《五经》，后来认为教育厅的新教材很好；最先以为打骂学生天经地义，后来认为打骂学生是不对的等。笔者感兴趣的不单单是这些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是这一切变化背后的因由及发生、发展的脉络。 　　转变的基础：宣传教育和“放大”教育本身的好处 　　1939年1月，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准确概括了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只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120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1] 　　如此落后的教育现状，再加之文化职能本就是现代政府的职能之一，因此，自落脚陕北始，中共就对发展边区文教事业给予高度重视。早在1937年，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中共就在总结江西教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党在边区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边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2]。 　　为确保实现这一目的，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度窘迫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推行免费教育。“边区实行普遍的免费教育，小学一律免收学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书箱等费用，识字组、夜校、冬学，一律供给书籍，不取分文，这就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使广大的儿童、青年以及成年人，都得享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一般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女，都能入学读书”[3]。 　　免费教育推行初期，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受季节性劳动生产的影响，一般而论，农忙时节，不论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因多数成年人甚至儿童都要参加田家劳动，导致入学人数大受影响。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群众对教育的落后认知和态度引发的。在民众看来，教育是公家的事，孩子进了学校，就成了公家的人。[4]一份档案资料中，教育厅的官员就曾如此抱怨：存心不送子弟入学，甚至有个别极落后的群众，宁愿供给别人子弟入学，而不送自己的子弟读书。[5] 　　深入广泛宣传接受教育的好处，成为边区政府改变群众教育观念的突破口。一份关于发展教育的资料有如下论述：首先，我们必须对群众进行深入宣传解释工作，勿使群众了解教育的好处而自动地送子弟入学。边区政府宣传教育的好处的方法各地不一，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先动员干部子弟入学，可以影响群众子弟念书。这是各地最为常用的宣传手段，而且效果较为突出。志丹县一区五乡指导员边维幅首先把自已的子弟送到学校，然后再动员旁人的孩子。群众在听了边维幅的宣传，特别是看到他率先将孩子送到学校，便放下包袱和顾虑，将自家孩子送到学校。 　　2.发动学生去各家庭宣传。1940年，志丹县全县扩大招生的三分之二都是学生自己动员来的。[6] 　　3.教员直接下乡动员，向群众深入宣传、解释说服，但计划应通过乡政府，取得乡级干部的同意和帮助。[7]环县一乡教员杨志坚同志，新成立学校，天天挨家逐户去宣讲娃娃要上学的道理，5天之内，动员学生24名，内有女学生6名。边区教育厅肯定到：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扩大学生是完全有办法的，只要我们深入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