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纬甫形象深刻的认识意义.docVIP

一． “我”的心境 文章的开始，主要写主人公在一个深冬回到故乡S城后，事事皆感索然。在一个天色昏沉的午后，他来到以前熟识的酒楼。文中讲到主人公之所以要去酒楼，是因为“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后面也直言道“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笔调。这是一种十分节制笔调，文字后面的叙述者似乎浑身慵懒，仿佛万事于己皆无所谓。这份慵懒并非主人公独有，连酒楼里的堂倌、甚至是S城的天空都是如此。例如：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 鲁迅不吝笔墨，细腻地白描了上酒过程中堂倌与顾客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犹如电影的慢镜头的效果。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无聊感。而贯穿全文的“铅色”的、“白皑皑的绝无精彩”的S城的天空，更加渲染了这种无聊、慵懒之感。 “我”的心境，除了“无聊”，还有“孤独。”这种孤独，其中一个原因是主人公的自身经历造成的。“我”从小在S城长大，而后又到了北方闯荡。如今重归故乡，故乡早已不再是回忆中那个故乡。来到曾经熟识的酒楼，却已经物似人非：“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失去了归属感的人，自然会觉得孤独。然而，这仅仅是“我”感到孤独的原因之一。造成“我”的孤独的，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年轻时接受过新思潮的启蒙，也曾从代表着愚昧、落后的故乡出走，去往象征着进步、光明的“北方”。然而，自己当年曾信奉的一切，如今都已幻灭殆尽。在精神上、信仰上，主人公同样“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因此，“我”倍感孤独。 二． 铁屋中的清醒者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想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这样布局，加强了文章的冲突性。例如，在小说里吕纬甫的自述中，多次出现了吕纬甫的辩白。（如“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这样的安排等于是鲁迅先生皆主人公“我”来对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逐渐沉沦的知识分子提出不解和指责，然后又借吕纬甫之口为知识分子提出辩解。鲁迅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了解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暧昧的。通过《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审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有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 三． 废园意象 《在酒楼上》有一个隐性的时间线索，以午后“我”前往一石居为始，以黄昏我从一石居返回旅馆为终。贯穿这条线索的，是作者景色描写。而该篇小说全篇的景色描写，虽然非常克制，仍然显得十分压抑、凄冷。然而，每每写到酒楼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