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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因此可說是個體的需要和文化的期待與要求兩造之間持續協商的重要仲介。做為文化存在(cultural beings)的我們，關於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可以做什麼樣的事？可以如何說話、說什麼樣的話？等等切身的問題，都要點點滴滴地從各種形式的敘事中得知，也不斷透過自身對於這些重要大事的敘說，不斷塑義與重構。Bruner(2002)因此指出，「人如果沒有敘事的能力，自我(self-hood)的建構就無法進行」。 基本上，Bruner認為自我沒有固定的形貌與質地；人類「在對過往的記憶以及對未來的盼望與懼怕引導之下」，「不斷地建構與重構自我，以面對所遭逢的各種處境所衍伸的需要」。而自我的不斷建構與重構，最主要的機制，便是敘說。 敘說不是任意的，說什麼和怎麼說，都顯示敘說者對所述經驗的理解與觀點。 不管是處於哪種權力關係中的孩子，一旦有機會面對他人敘說生活經驗，當下都成了主動的敘說者，掌控著一段時間，有了一個場子。孩子們侃侃而談的，不是他們的生活精確實錄；而是他們對於生活的詮釋與觀感，對各種角色與社會關係的理解與看法。這其中，就有機會看到幼兒對文化的回應。從這些敘說文本的內容與結構，以及敘說者對各種角色的刻畫、對情節的組織與安排。 意義的闡連，不只是論述的構成，更包括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包括一些未被言明的，或難以言喻的，但可以用種種其他方式加以闡釋、扣連、表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