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的两个面向及其统一.doc

言語行為的兩個面向其及統一 ( The Unity of Two Aspects of a Speech Act ) 東吳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呂柏駒 上個世紀中期，牛津學派的領導人奧斯丁(John L. Austin)在《如何以語詞做事》當中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他在這個理論當中對「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內部結構行為做了許多細緻的區隔與劃分。只不過，瑟爾(John Searle)認為奧斯丁的區別是有問題的，因為，某些區別所指涉的對象是同樣的對象，也因此，這些區別是不必要的。而本文將論證，瑟爾的這種詮釋其實完全誤解了奧斯丁本人的觀點，原因在於，瑟爾沒有明確區別奧斯丁所討論的到底是言語行為的外延還是內涵。本文將在這點之上做出嚴格的劃分，並進一步為奧斯丁辯護，他對言語行為所做的分類其實是有效的。本文進行的方式是將從奧斯丁本人的言語行為理論入手，並接著分析及檢討瑟爾對於奧斯丁的批評。最從再從奧斯丁的角度對瑟爾的批評做出回應。 1. 奧斯丁的言語行為理論 奧斯丁在《如何以語詞做事》中指出，我們不應把語句從語境當中抽離出來，從一種純粹的角度來對它做意義的分析，而應把語句納入脈絡之中，從語言溝通的行為來討論語言的意義。而為了說明這種取徑的合理性，奧斯丁首先回顧了傳統分析哲學的做法。 早期分析哲學把「陳述」(statement)的功能限定為「事態的描述」(descriptions of the state of affairs)。這些哲學家(如早期的維根斯坦和維也納的實證論者)大多同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需要符合下列兩種特徵：(1)所有的(事實的)陳述都應能被檢證(verifiable)；(2)是否有許多偽陳述(pseudo-statement)偽裝成真的陳述一般。這兩個特徵並非彼此獨立的，而是具有緊密的內在連繫。因為，自康德劃出了知識的界限以後，實證論者進一步從這裡發展出意義的檢證性原則(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告訴我們，凡是不符合這原則的陳述都是一種「偽陳述」，而這些看起來像是陳述的「偽陳述」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從這裡可知，第一個判準所針對的是陳述的內涵，第二個則是針對陳述的外延範圍——沒有檢證意義的陳述即不可能座落於陳述的外延範圍之中；不在這範圍以內的語句也不可能符合檢證性原則。 然而，奧斯丁似乎並不同意上述的意義理論。他認為，有許多被這些哲學家所批評的「偽陳述」(即在文法上符合陳述句的形式要求，但沒有符合檢證原則的語句)其實並不是無意義的，例如： (Ex.1) 我將這艘船命名為「伊麗莎白皇后號」。 (Ex.2) 我跟你打賭六便士，明天會下雨。 這些語句雖然沒有在某些脈絡底下「描述事態」，但卻在這些脈絡底下「做了某些事情」，如「命名」與「打賭」等事情。這發現使奧斯丁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做某事」(doing something)與「說某事」(saying something)的語句之間畫出一條界線？到底是什麼特徵區別了那些做某事的「做言」(performative)與那些說某事的「敘言」(constative)？ 本文並不能詳細說明奧斯丁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過程，只能簡短指出，奧斯丁並不認為項區別能夠成功。也因此，他在放棄了這區別以後，改從「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角度來討論語言的意義。每個言語行為當中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區別，奧斯丁分別稱之為：「言辭行為」(locutionary act)、「在言行為」(illocutionary act)、與「由言行為」(perlocutionarty act)；而「言辭行為」當中又可再細分為「吐音行為」(phonetic act)、「構詞行為」(phatic act)、及「稱謂行為」(thetic act)。各種行為之間的關係及其簡稱如下圖所示： 這種從「言語行為」的角度來討論的好處是，我們不會如做言理論一般，因為無法為各種不同的「發言」(utterance)劃出明確地界線而使得理論無法成功。言語行為的研究是把語言行為視為一個整體(unity)，這整體當中又可區別成不同的部份，如「言辭行為」(LA)與「在言行為」(IA)等等。這些部份凸顯了言說脈絡中的不同意涵。需要注意的是，言辭行為(LA)保留了大部份敘言的特徵，在言行為(IA)則保留了大部份做言的特徵。 然而，奧斯丁的問題到這裡似乎才開始。因為我們很難理解，言語行為的這些部份與與言語行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這些部份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要如何說明這些種種不同的行為？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從約翰．瑟爾(John Searle)對奧斯丁的分析談起，並進一步批判瑟爾的分析所隱涵的不一致性。並藉此提出一種比較可行的詮釋。另外需要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