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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法治思想 法治，亚里士多德将它解释为“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也就是说，最初的法治思想认为法治应当有两大要素：一是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法律应当是好的法律。近代法治思想起源于英国，在英文中法治的表述为“rule of law”。戴西在他的著作《英宪精义》中将法治分为三个层次：控制权力——人人平等——个人权利。总结古代和近代的法治思想，我们可以知道法治应当有以下几大要素：一、法律至上，以法律控制权力；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应当是良好的，即法律应当符合自然的正义和秩序。并且，认为法治还需要第四个要素，即只有实行郡县制的近古国家才可能贯彻法治，而中古的分封制国家是不可能出现法治的。　　法律至上，控制权力。这是因为法治所依靠的文化基础性恶论。　又称“垂法而治”，即依法律条文治理国家。战国中期商鞅提出的法律主张。反映整个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春秋时，法家先驱邓析曾提出“事断于法”的主张，管子也认为法是“国之权衡”。战国初吴起要求“明法审令”，自上而下实行“法治”。至战国中期，商鞅明确提出“缘法而治”的主张。内容包括建立一套符合现实社会的法令制度，执法平等，认为自公侯将相到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皆应“从王令”。强调令出必行，信赏必罚以及重刑，以保障法律得以执行。战国后期，韩非将“缘法而治”思想发展为“以法为本”。主张对违法者不论其身份地位，一律绳之以法。此外，韩非还注意到应使法与舆论相一致,赏罚得当。“缘法而治”思想对封建官吏徇私枉法引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促进了封建法制的建设，但过于强调重刑的作用。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首先有法。法律制订以后,既然要人们遵守,就必须以成文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商鞅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在公布成文法运动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法家代表人物魏相李悝的《法经 》便是其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法家对于制定法律也是有规律可循，对法律的制订有如下的原则：第一,必须“当时而立法” 法家要求法律的制订要“法与时移,禁与能变”，“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这和我们今天制定法律的规律相同，是要结合现实条件。第二,必须考虑人们是否力所能及,“毋强不能”,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立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事败”。因此,立法者不能立禁太多,“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这一点来讲，法家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