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压迫走向希望.docVIP

从压迫走向希望 　　摘 要：后殖民主义流散作家奈保尔受多重文化的影响，处于“无根”的边缘性状态，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使他的创作体现出一种边缘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将分析其经典之作《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三代女性人物的生活，讨论在后殖民时期生活在特立尼达地区移民女性处于多重压迫之下的被边缘化问题以及解决该问题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女性 族权 男权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是印度移民后裔，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并在此地度过了童年生活。青年时代到英国留学，最后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大英帝国的子民。这样的成长生活背景导致奈保尔始终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挣扎，他的精神在边缘和中心来回穿梭、无法停止，因此任何一种边缘性的地位都使他感同身受，有着切肤之痛。奈保尔是一名典型的流散作家，其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边缘性和不确定性。他关于第三世界的作品反映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灵魂痛苦和他这种永远身为“他者”的人在寻找自我身份和文化归属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奈保尔早期作品《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他通过描写特立尼达一个印度裔移民图尔斯家族的衰落史，集中表现了前殖民地国家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侵袭下的解体。在这部以毕斯沃斯一生贯穿始终的小说中，出现了众多与男主人公生活息息相关的女性人物。鉴于奈保尔文化身份的无根性和边缘性，他笔下这些女性的生活范式为读者洞悉后殖民时期前殖民地国家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生活在特立尼达地区的移民女性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处于族权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之下。 　　一、第一代女性之图尔斯太太：自我牺牲的代表 　　图尔斯家族是一个男权中心的大家族，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秩序。表面上图尔斯太太掌管家族一切事务，但本质上她只是图尔斯先生权利的暂时延续，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丈夫的意愿来做的。“图尔斯太太类似研究印度文化的人类学家所谓北印度的‘母主’，充任这一权利角色的常常是丈夫去世后接掌家族权利的寡妇。”①她努力维持图尔斯家族高种姓制度，嫁女儿的关键标准是不管对方贫富如何，他必须属于印度种姓制度的高层。莎玛的婚姻就是个实例，其他女婿也与毕斯沃斯情况类似。 　　图尔斯太太统治哈奴曼大宅必须依靠作为男权代表的两个未成年儿子。“而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的接班人，她的两个儿子则与母亲连接成维系这个家族的权利纽带。”②男权在图尔斯家族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家族主人的男人和男权代表处于权利的最高层，而女性只能处在附属地位。图尔斯太太极其重视两个儿子的教育和婚姻问题：安排两个儿子就读教会学校以及送次子奥华德出国留学；为长子沙克哈寻找结婚对象时，充分考虑和尊重他的意见。自从奥华德去英国留学后，图尔斯太太就疏于照管家族事务，大部分时间只是病怏怏地待在玫瑰房间里；但当奥华德留学归来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气。 　　图尔斯太太代表了搁浅流放在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男性统治的印度社会的一个仆人。她是一位忠诚奉献的妻子和母亲，终身致力于维护家族的团结和稳定。她为丈夫和儿子而生，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们，失去了自我。她过着悲惨的生活，不受她的女儿、女婿和旁人们的敬仰和爱戴。在两个儿子的教育和终身大事解决后，她似乎就已完成使命，生活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二、第二代女性之莎玛：不成功的叛逆 　　莎玛的生活处于各种压迫之下。首先，她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莎玛早年上过几年教会学校，但后来因家族逼迫放弃了学业。她很珍惜这段教育经历并充分利用所学知识，记账、给毕斯沃斯写的故事归档等，把从教会学校获得的《圣经》和与一位笔友的通信都保存在梳妆柜抽屉里。其次，莎玛在择偶方面没有发言权，按照母亲的意指嫁给了毕斯沃斯，结婚仪式也被简单化了。再次，莎玛始终处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压迫之下。她身兼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而不同的身份在家族秩序中对应着不同的任务，因此她永无休止地忙碌着：洗衣、做饭、打扫和收租，以及抚养四个孩子。最后，莎玛在婚姻生活中不时受到丈夫毕斯沃斯的压迫。毕斯沃斯将莎玛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当他成为记者回到哈奴曼大宅时，会因为面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很容易就忽视了莎玛”③。毕斯沃斯还把莎玛当作情感宣泄的对象，将自己生活中所有的不满和怨恨都发泄到莎玛身上，对她抱怨和责骂她家族中所有的，有时甚至殴打莎玛。 　　尽管莎玛总是忍受各种压迫，但也偶有反抗。她有时会用唠叨或叹气或哭泣表达她的不满，例如她以不停发牢骚的形式强迫毕斯沃斯举办祝福房子的仪式。但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毕斯沃斯手中，她自己没有能力做出决定。“在一个打妻子的社会，他（毕斯沃斯）不理解一个女人怎么会被允许发牢骚或者发牢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④每当她与丈夫发生冲突时，毕斯沃斯总承诺给她买一个金色胸针，但却从未兑现过诺言。在小说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