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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阅读与文化软实力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博士提出了后来享誉世界的重要概念――“软实力”（Soft Power）。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软实力”成为冷战后世界范围内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按照他的界定，“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由于文化吸引力在“软实力”的作用发挥中具有重大影响，由其所衍生的、中国大陆使用频率更高的词汇――文化软实力――也就应运而生。 　　2013年12月，约瑟夫?奈教授在中国大师趋势论坛发表了题为“软实力，改变世界的原动力”的主题演讲，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观点：“一国真正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硬实力，更取决于软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次演讲中特别强调，―国的软实力表现在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它的来源归根到底是一国民众的整体素质。 　　显而易见，国民素质和国民阅读有着极高的关联度。要勾连起国民阅读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联系，我们只需要画出如下这样一张关系图： 　　国民阅读――国民素质――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而言之，一个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个人的涵养和修为有着莫大的关系，既来自于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来自于他独处时的闲暇时光。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阅读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一个人涵养和修为的蓄水池。抽掉了阅读，学校教育死去大半，家庭教育半死不活，个人的闲暇时光也将黯然失色。对于一国而言，不阅读的公民越多，这个国家的未来就越没有希望。正如有学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阅读与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然而，目前我国的国民阅读状况非常不容乐观，这从每年发布的国民阅读报告中就可见一斑。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曾刊文指出，中国国民的阅读率已连续多年下跌，如此低的阅读率实在是与中国文化大国的称号不相称。在此，外媒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国民阅读和国家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其间的中枢与核心便是国民素质，这一点似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相称。的确，近年来关于国人种种低素质的报道不绝于耳，从埃及卢克索神像上出现“到此一游”字样，到北京颐和园外墙游客集体小便，再到飞泰国的航班上出现中国游客殴打空姐等事件，林林总总的负面新闻远远越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空间，更超出了一个现代公民的行为底线。 　　近年来，我们更多地在谈创新，谈改革，谈建功立业，谈重大突破……但输入和输出是一对辩证关系，我们应该同样关注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和写作、批判性思考、文化和教育生态、民间智库等重大主题，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去培育文化软实力的土壤，因为这绝非一日之功。就阅读而言，一个社会中的作者和读者也是相互涵养和塑造的关系。我们总是在感慨这是一个大师远去的时代，却鲜有人关心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修养。事实上，大师也是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而出的，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整体素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大师。换言之，在一大群庸众之中，突然冒出一个大师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若干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有什么样的副刊，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说的是从《法兰克福汇报》（FAZ）的副刊去看德国中产阶级的修养和品味。这个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每天都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内容涵盖评论、创作、文化消息等，其中评论占到三分之二，包括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可见其广阔的视野和不俗的品味，绝非充斥街头书报亭的普通报刊所能比拟。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份“曲高和寡”的大块头副刊，何以能生存和发展呢？一如龙应台在文中的疑问：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突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事实上，推动这份副刊发展的是团队中的三十三位编辑（十五位博士）、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但真正托底的是德国四十万的文化精英阶层。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虽然只占总人数的二百分之一，但他们是德国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是整体德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因此，副刊的水准和品味实际上引领了整个德国社会的风向标，也可视为德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副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