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个上级.docVIP

我的第三个上级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h，第二个上级是秦川，第三个就是于光远了。1954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1955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1966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初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1950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个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番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运动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1954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1954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做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