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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抱负与温情的细读 　　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中，何其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资深的文艺界领导人，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各种关于文艺问题的纷争中；身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总是对各种争议做一番学理性的探析，试图给出一个稳健妥的结论。也因此，在那个运动频繁的非正常的文学年代，作为批评家的何其芳显得有些独特，有些复杂。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有它不同的表现形态，在他的《红楼梦》研究中，便呈现为一种批评的抱负和温情。限于学力和研究的目的，本文不拟对何其芳红学研究的内容和价值进行评述，只是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考察何其芳批评的风格和意义，力图有所发现，对当代文学批评建设有所助益。 　　《红楼梦》研究与文学批评新范式的创立 　　今天的国人，鲜有不知《红楼梦》者。即便是中小学生，也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在文化人的理解中，《红楼梦》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们国家对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其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毫不逊色。红学的持续繁荣和《红楼梦》的广泛译介确认了人们的这种理解。但在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解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那时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还停留在众说纷纭的阶段。也就是说，《红楼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不断被想象和被建构的过程。 　　《红楼梦》在诞生之初，被人们视为奇书，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惊叹和赞赏，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也只是文士间的带有潮流性的共识，其中颇不乏风流自况的意味。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基于自身的遭际和受叔本华影响所产生的悲剧主义人生观，写下《红楼梦评论》，视《红楼梦》为中国悲剧文学的先驱，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和许多小说的命运一样，《红楼梦》被很多人视为影射文学的代表，索隐派红学便由此而生，并且代不乏人，至今仍势头强劲。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利用他从美国舶来的实验主义的学术理念，对《红楼梦》进行了“大胆假设、小心考证”，得出的结论对索隐派红学形成了巨大冲击，然而其《考证》中关于这篇小说的定位则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不过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封建大官僚家庭由兴转衰的故事。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把《红楼梦》视作清代人情小说的代表，对其价值着墨甚少，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强调的也只是艺术思想和手法上的创新价值。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红楼梦》研究，在《红楼梦》的价值定位上并没有出现一种任何意义上的共识，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价值定位的意识并不自觉。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作为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先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遭到批判。一时间，国内学术文化界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蔚为风潮。李希凡、蓝翎作为这场运动的引发者和毛泽东称赞的“小人物”，领尽风骚。但同时，李、蓝影响下的《红楼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何其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介入《红楼梦》研究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权威机构文学所的领导人，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同事，何其芳的介入在所难免。事实上，进入文学所后的何其芳早已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的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研究，而且他的研究总是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而发，力图得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进而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作为文学研究所专刊之一出版的论文集《论》中，收录的多是这样的文章，《的评价问题》《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等文，给当时的学术界留下鲜明的印象。对于万众瞩目的《红楼梦》，何其芳格外用心探研： 　　《论》是我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 　　在以后的岁月中，何其芳一直坚持对《红楼梦》做后续的研究，《曹雪芹的贡献》等文显示了何其芳的殷勤探红之心。可以说，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中，《红楼梦》是一个重点，也代表了其不寻常的研究风格。 　　在《红楼梦》研究中，何其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他首先将《红楼梦》视为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它的内容也不限于只是反对和暴露了某些个别的封建制度，而是巨大到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并且提出一些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因此，他反对旧的牵强附会，批驳了索隐派红学的荒诞无稽和胡适的自传式解读，认为‘所有这一类无稽之谈都说明了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学”；同时他也反对新的牵强附会，对于流行的阶级政治斗争文本说和明清市民思想文本说同样深恶痛绝。他强调《红楼梦》的文学属性，坚持用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文本，把《红楼梦》视为一个文学有机体。他描述了《红楼梦》的产生背景和历史继承，解释了文本中体现的作家的理想和观念，分析了典型的人物形象，阐发了作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