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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家训类蒙书的研究综述 　　摘 要：自1909年学界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以来，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本文试对1909年至今有关敦煌本家训类蒙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起步、发展、兴盛三个阶段进行全面整理与分析，归纳出各阶段关于敦煌本家训类蒙书研究的特点，且发现其研究的疏略与不足之处。 　　关键词：敦煌写本 家训类蒙书 研究综述 　　敦煌遗书自从现世以来就受到世界学者的极大热情和重视，孜孜不倦，成果颇丰。然而，在众多敦煌写卷里，有一批被人们忽视、遗忘已久的文献，明珠蒙尘，终于有幸在敦煌学者的钻研下，重新焕发新的生命与历史定位，学界统称该批文献为“敦煌蒙书”。关于敦煌蒙书的研究，以1913年王国维为罗振玉刊布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所写跋文为开端，自此蔚然成风。之后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诸学者也相继开始了敦煌蒙书的研究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王国维、王重民、陈祚龙、周凤五、郑阿财、朱凤玉等前贤锐意开拓，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易?蒙?彖》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尚书?孔颖达正义》：“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同蒙焉。”故而，古人因取其意而称小学教育阶段为“蒙养阶段”，其教育对象多为8到15岁少年儿童，教育场所多为书馆、乡学、村学、家学等地，使用教材一般称为“蒙养书”“小儿书”，故今天一般多省称作“蒙书”。 　　2002年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总计叙录了敦煌蒙书25种，凡250件抄本，计分三大类：识字类，知识类，德行类。其中德行类可分为一般类蒙书、家训类蒙书、格言诗类蒙书。家训类蒙书更是深得诸家学者的喜爱，其研究成果颇丰。家训类蒙书主要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五种，凡63件抄本。 　　纵观敦煌写本家训类蒙书的研究，首先是写本介绍、文献校勘、考证注释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各类写本的专题研究，还有唐五代至宋代教育方面的研究等，筚路蓝缕，苦心孤诣。详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根据敦煌写本家训类蒙书的发现、刊布、整理和研究的历程，以及诸学者本身研究成果的特色，可以把关于敦煌写本家训类蒙书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09-1980） 　　（一）中国 　　20世纪初期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与被劫掠时期，藏经洞的大部分文献典籍被洗劫一空，分散在世界各地。1909年8月中旬，法国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大量罕见的古籍，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敦煌文献的存在。当时在京学者如罗振玉、王仁俊、蒋斧、曹元忠、王国维等皆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抄录和拍摄。其后，罗振玉于1909年11月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人们介绍了敦煌石室藏书及其发现的情况，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其后蒋斧、董康、王国维、王仁俊等相继对敦煌遗书作了大规模的整理研究。自此，拉开了敦煌学的研究帷幕，稍后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和学术论文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13年，罗振玉影印出版《鸣沙石室佚书》，其中就包括《唐写本〈太公家教〉》。稍后，王国维发表了《唐写本〈太公家教〉跋》，该跋文确定了《太公家教》作者的身份，驳斥了宋人王明清《玉照新志》里所言该书极浅陋鄙俚，且引用汉代以来事故，其作者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太公者犹曾高祖之类的观点，且引原书“太公未遇，钓鱼于水”，认为可能是后人取姜太公之“太公”二字冠其书，未必如王明清认为曾高祖之说也。此文的发表，对家训类蒙书的研究有极大的建设性与启发性，掀起一股极为高涨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敦煌小说选读》里面就包括《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佚文一篇。王重民《太公家教考》，则补充证据以加强王国维的主张，还探讨了《太公家教》的形制、性质、作者、流布情况，但是没有详记英法及私人所藏该写卷的编号及残缺情况。其他学者如太田晶二郎、入矢义高、苏桦等从校释、考证及介绍方面，对敦煌本《太公家教》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均为这一时期关于《太公家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稍晚，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太公家教〉条》里又论述了《太公家教》与《武王家教》之间微妙的关系，他以在海外亲见原本《六韬》为证据，论定《太公家教》源于《六韬》，是专取的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而太公对武王说的话，则别纂成一部《武王家教》。1977年苏桦《太公家教――我国的古典儿童读物之三》，则是赞同王明清所言《太公家教》乃唐时村落间老校书所为，而非姜太公。 　　其次是对《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的初步考察。陈祚龙《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校释》，《关于敦煌古抄〈崔氏夫人训女文〉――云楼杂简之一》，较早地对二书作了介绍、校勘和初步研究。 　　（二）日本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