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期刊文学观察.docVIP

文学期刊与期刊文学观察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文学期刊至少面临两次大的困境。首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兴起，纯文学式微。文学在经过了新时期初期的“轰动效应”之后，逐渐与时代的政治风向和大众文化潮流相脱离，从而回到自己狭小的天地中。很多作者基于先锋精神而进行的文体实验和现代主义实践，更是将文学从大众视野中屏蔽，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文学期刊也因此举步维艰。 　　新世纪之后，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期刊再次面临困境。各种新式的阅读工具，如电脑、Pad、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等广受年轻人欢迎，这对传统的纸质阅读有着摧枯拉朽般的破坏。更有某网站的总编断言：报纸将死，多数媒体人将在2017年至2018年下岗。大概每一个从事纸媒工作的人都曾经或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纸质阅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吗？我们是否要在毁灭之前赶快开始自救？凡此种种，文学期刊及其从业者也难以幸免。 　　在关于文学期刊生存还是毁灭的讨论中，人们提供的生存方案大多是从办刊方向的调整以及经营方式的与时俱进切入；本文力图从刊物内容入手，以近几年文学期刊发表的中篇小说作为观察对象，探讨文学期刊发展的现状，包括文学期刊是否刊登了足以代表当下文学成就的优秀作品？是否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审美阅读体验？是否为这个时代发现和培养了未来的大师？ 　　这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媒介只是载体而已。优胜劣汰的关键是，谁据有这个行业最具有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内容。纸媒与所有新媒介最终极的对决不是谁占有高科技，而是谁拥有好的内容。刊登代表纯文学发展高度的独一无二内容的作品，这是文学期刊存在的根本。因而，来看看近几年文学期刊都发表了哪些作品，有哪些作家带来了惊喜，就并不只是简单的梳理和总结，而且是对文学期刊生存能力的观察。 　　一、 追求深度叙事 　　以新视角反思历史尤其是中国的现当代史，对历史进行更具深度和震撼力的重新解读。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那些由权力话语书写成定论的历史，这是每一个作家终将面临的课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苏双雄领导的“冷战”时代结束，此后一些机密甚至是绝密文件进入解密期，人们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重新认识的机会，原本我们被告知的“大势所趋”的历史演进多了不确定性的、盲目的因素，原本被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英雄和偶像也沾染了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坛上应运而生了“反历史”或“新历史”小说，它们一反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以民间视角、边缘人物为切入点，透视历史的偶然性，解构宏大历史。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等都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 　　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进入到2015年又有了新的气象。“80后”作家蒋峰的《翻案》是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它接续了“新历史小说”的衣钵，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了充满深度意识和反思精神的叙述。《翻案》几乎是由历史间接资料构成的小说，它通过追踪类似于小报花边新闻的詹周氏杀夫案，而牵扯出民国时期的许多掌故，包括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三角恋，为詹周氏辩护、奔走救助的知识分子等，还有在此案中先后出场的上海滩的权贵们。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历史上真的有詹周氏杀夫案吗？作者对那些历史人物的描述符合历史真实吗？这些在阅读之初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一直潜隐在文本深层空间的意义磁场慢慢辐射开来，它强大到足以将你全部的注意力吸附在作者的叙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真实性”。这些半真半假的历史资料，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反讽，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想要追问的历史真实性。《翻案》翻的自然不只是詹周氏的杀夫案，它要推翻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习见――我们固执地以为是正确的那些认识常常不堪一击，它要在历史深处翻出以正义或者真实的名义掩饰的罪与恶。詹周氏的案件对大历史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象喻，人们对于真相的认知一直呈现出“在路上”的状态：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常常悬而未决，有时候甚至还会有惊天大逆转。小说结尾处原警察副局长的“翻案”更强化了这一点。 　　如果只停留在“翻案”这一意念的阐释上，那么小说《翻案》只能是内容大于形式的主题先行式的作品。《翻案》的成功之处是写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让真真假假的历史人物变得可触可感，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人生世事的无常。“无常”或者说飘零的命运感似乎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也很容易被提及和论述，但是真的进入到小说叙述层面，这种命运无常的状态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呈现出来。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上海警察局副局长，解放后在某镇政府当司机。当年，他曾倨傲地说：“在上海，我说了算”；而现在，他从薛局长变成了薛师傅，但却一直为自己竟然还活着而庆幸；以后，如果不出意外情况，前局长定然逃不脱密集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所以在小说结束的地方，他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