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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不，现代诗（散文） 　　新诗――生日暧昧了一百年 　　最近几年，形形色色的“新诗诞生百年”纪念活动，一直在各地持续热闹着，到了2015年、2016年，渐有达到顶峰的趋势。纪念归纪念，新诗到底诞生于哪一年？学界似乎也拿不出一个鲜明且服众的说法。为什么这样？根子在当年呼唤“白话文”与“白话诗”的胡适身上。 　　本来，胡适一直被视为百年新诗“第一人”。按说，“第一人”写出第一首新诗的年份，就应该视为百年新诗的诞生起始。可目前，多种研究呈现出分歧，并主要提供出了三个“疑似诞生年”： 　　1、1914年，胡适用白话文翻译了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林德塞（Anne Lindsay）的诗作《老洛伯》。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地黑夜，/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别无什么；/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剩了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2、1915年，以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哲学专业的胡适为首的旅美中国留学生之间，就中文的语言和文学是否要进行革新，陆续展开了一系列争论。1916年7月，时年25岁的胡适，为了打趣参与争论的朋友梅光迪（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后常年在中美两国的大学任教，并为美国培养了大量汉学人才）、任鸿隽（字叔永，曾为辛亥革命元老，留美归国后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夫人为五四著名女作家陈衡哲）、杨杏佛（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后为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也是中国管理科学的先驱）等人，用白话写了一首调侃梅光迪的打油诗，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写诗，而且篇幅颇长，试录其中两节：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甚么“中国有活文学”！/说甚么“须用白话作文章”！/文章那（哪）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挡）/……文学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道”。/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3、胡适给梅光迪的打油诗在朋友中反响不佳，但他以白话成诗的决心却越发坚定，只是自叹身边无人响应。于是距前诗大约隔了半个月，他写出了《蝴蝶》一诗，虽形为情诗，却也不无自慰心头孤寂的蕴涵： 　　2 k； P# s8 ＼5 O5 `6 t3 Z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4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R#？ 　　以上三首作品，都曾被不同的学者和文学史著述认定为“第一首现代诗”。认可1的，以为虽是译作，但却是汉语里最早出现的白话体诗，且诗思也比另两首更为完备和饱满，更能称其为诗；认可2的，是因为它确是胡适（包括胡的同代诗人）所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作品的“长相”虽说惨了点儿，但谈论历史不必为尊者讳；认可3的，自然是认为《蝴蝶》相对更完整、成型一些，虽然全诗依然少一个更凝固点的诗核。 　　一首译作，两首或欠缺诗型、或欠缺诗彩的原创，构成了新时代诗歌的三个疑似起点，也成为了新诗启动此后百年历程的模糊原点。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考证：在1919年以前，连“新诗”这个名词都还没有成为写新诗者的共用词汇，人们更多地是叫它“白话诗”“新体诗”“国语诗”“白话韵文”等。“新诗”这个名称，要等到这一年10月10日胡适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后，才渐渐为诗人和读者所共同接受。而从该文的标题所强调的，胡适显然是将“新诗”诞生的意义，放到结束帝制、建立民国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予以确认的，那么依此看来，后人对新诗意义的判断，似乎都远没有达到胡适的高度。而依照这一高度，把创立“新诗”想法在胡适观念里开始萌动的时间，看作是它诞生的时间，好像也说得通。那么，新诗的诞生年似也可以放到辛亥年――1911年，这一重大的历史地标年份。 　　“新诗”与“现代诗” 　　“新诗”的称谓之所以能很快被人接受，是由于它的鼓吹者和早期作者所强调的参照物――古典诗歌的衬托。以及使用口语、半文言和时髦的欧化式生硬中文，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写作者生活行为，全方位对传统观念（文学观、美学观、生活观乃至道德观等）的脱离。不过，这种脱离不是整齐划一的，它因人而异，因作者的性情、时代、学养、际遇、语言及想象才华而呈现出程度上的各异。 　　不过，新诗的绝大部分重要作者，除了在用白话写诗这一点具有鲜明的认同以外，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建设缺乏一个明确、成熟且具备一定可行性的考量。胡适对“新诗”体裁上的思考，基本就是坚持说大白话，是要实施前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早就呼唤、且日渐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