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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炼金术 　　最早读王祥夫的小说，是有一次他给了我几个短篇。小说表现出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感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叙述自由洒脱，语言聪明、有趣，细节密密实实，读起来感觉丰满茂盛。其中一个题目叫做《我爱臭豆腐》。他形容吃臭豆腐时臭豆腐抹在雪白的馒头上，看上去“简直就让人想到那是一场奸污”；他说“臭豆腐就是节外生枝”，“明明是臭，吃着又香，这就是节外生枝！”本是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物，在他写来却常常让人感觉出人意料。王祥夫好像另有一种眼光，他看到的我们看不到，他说出来我们才恍然大悟。整个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享受着他对日常生活的独到发现和语言的妙趣横生。这篇小说最后有个叙述上的包袱，那就是小说里的女孩用臭豆腐巧妙地拒绝了她的一个追求者，而津津有味地叙述这件事情的叙述者正是该女孩的丈夫。我们这才知道前边大部分篇幅对臭豆腐的描写，都是在给这个结尾做铺垫。读这篇小说仿佛能够听到王祥夫窃窃的笑声，很多地方他是顽皮的，像是得意于自己的聪明，而我们也会读得笑出声来，觉得这种小说真是聪明、智慧。 　　后来王祥夫的小说读得多了，你就会发现这种抖机灵的小说在他的作品中其实是很少的，王祥夫显然无意于这种小聪明、小智慧。在他看来，这是动了声色的，是有心机的，即使好也是“小”的。我猜测他心里认为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不动声色的，是应该像生活一样自然天成的。这很难达到，但不难看到他的写作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其实他有些作品可以说已经接近了这种境界。比如他的短篇小说《上边》。由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关于《上边》大家说得很多，有着种种阐释――人伦亲情啊，现代社会的情感乌托邦，精神桃花源啊等等，但大家好像忽略了这篇小说中“自然”因素在小说美学中的作用。在我看来，小说中那种自然与人浑然一体、又寂寞又美好的意境，才是震撼人心的精魂所在。小说发生地是一个孤零零的村庄，一个被人们废弃了的村庄，只有一对老两口还住在那儿。王祥夫很大一部分笔墨并没有放在写“人”上，而是放在写“物”上：烈日高天，热风暴雨，玉米绿得发黑，石头白得耀眼，曾经住过人的院子里种满了庄稼，破旧的屋顶上跑着公鸡……在这个寂静而丰饶的村子里，万事万物都“自在”地存在着，共同构成了一种奇异的美。在这种奇异的美中，一旦有了“人事”，本身就会有动人心魄的效果。于是在一种地老天荒的氛围之中，那个养子出现了，养父母与养子之间的亲情开始了。在王祥夫的笔下，这种亲情同样是“自在”地存在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就是王祥夫的小说美学。王国维谈词，认为词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我想《上边》正是一篇无我之境的小说吧。小说里的村庄其实是实有原型的，是一个在作者生活的城市大同旁边的一个叫大王庄的村子。王祥夫不知缘何到了这个村子。对于这个村子作者自然是一个外来者，但王祥夫并没有用猎奇的眼光，而是用客观的视角，隐去自我，法眼看物，不使“物著我之色彩”，使这篇小说真正达到了一种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不着痕迹的境界，惟其不着痕迹，故有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悠长深邃。 　　曾经有人问过沈从文先生小说应该怎么写，沈从文先生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问的人如醍醐灌顶，仿佛拿到了制胜的法宝，但据此去做，恐怕还是不得要领。如果有人问王祥夫这个问题，我想他的回答应该是，贴着生活写。沈从文的答案当然是行家里手的秘诀，但王祥夫的说法似乎更能说明他的小说特点。王祥夫的另一个短篇《婚宴》就是贴着生活写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故事依然很简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对以厨师为职业的父子，在乡下给人做酒席，挣一点可怜的工钱好给儿子结婚。因为手艺好，又能替主家着想，又不负责买料，因而有极好的人缘，很受欢迎。这日来到一家要结婚的人家，父子二人一边做菜，一边羡慕人家的排场，羡慕那个要结婚的后生。第二天婚礼开始，父子俩要看看一对新人究竟如何时，才发现几天来大操大办的原来只是一场“阴婚”，而自己的儿子连阳婚都还没有呢！于是，受到刺激的父子俩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小说不到一万字，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大部分笔墨都用在描写父子俩做菜的过程上，每一道菜，从选料备料，到制作过程，煎炒烹炸，无不娓娓道来，不厌其烦，极为耐心。干吗？作者难道要教我们怎么做菜吗？当然不是。我想到了最近余华说的一句话，叫做“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和“强度叙述”。这两个说法很牛，很伟大，很正确，但真正做到很难。在这篇小说里，我觉得王祥夫差不多做到了。“贴着生活写”往往就是要这样像推土机一样地往前推，就是“强度叙述”。因为生活太强大，太琐碎，你的文字也必须有一种执着，一种耐烦，才能使你要表现的生活就范；“正面”也意味着笨拙，意味着不去灵巧地转身，意味着要与生活打一场遭遇战，意味着硬碰硬的写实功力。王祥夫的写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