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文化散文启示录.docVIP

梁衡文化散文启示录 　　梁衡散文创作独具一格，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散文有写景散文、政治散文、文化散文等，笔者在阅读这些散文作品时，发觉其文化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阅读这些浸透着历史、人文情怀的篇章，读者的思绪随作者遨游，情绪为之激动不已。这些散文除了具有启心益智的理趣美之外，更有对读者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寻的启迪作用。“文化散文”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文化散文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文化散文的作者大都为学者，如余秋雨、张中行、陈平原、马步升等，而梁衡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还有两重身份―记者、文化官员。记者的足迹，游历更为广泛，写作视角更为多样；文化官员的平台，视野更为开阔，接触生活的横断面更为纵深。学者、记者、文化官员的身份，决定了梁衡文化散文的与众不同，可产生多重启示。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梁衡的足迹踏遍中国大地及世界各地，他的文化散文写作，大都与其亲自行走、丈量的每一寸土地相关联。梁衡以记者敏锐的嗅觉，以散文家宽广的胸怀，找寻历史的踪迹和历史人物的过往。在其文化散文创作中，“行千里路”显得尤为突出，他的人物散文大多是在“行走中”产生创作灵感，然后下笔成文的。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这话适合于每一位作家，对于记者出身的梁衡来说更为贴切。通过阅读梁衡的文化散文，读者可以体悟到，他的每一篇文化散文创作都是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踏遍千山万水、寻访人文古迹之后完成的。作者甚至反复多次到同一人文胜地，寻找创作的灵感与契机。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人物、历史、文化、地理的考究，这是梁衡写作的显著特点，也是其散文高人一筹的原因之一。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余秋雨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就是最好的诠释。梁衡先生也是如此。例如，在写作《心中的桃花源―解读》一文前，作者两次去陶渊明的故乡―九江，寻找感觉，不仅找到了创作的感觉，而且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美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写清末名臣左宗棠在西征、收复新疆时，在西北栽种柳树的故事。作者循着左宗棠的足迹，由西安进入甘肃境内，再次来到甘肃平凉，在柳湖畔思索，抒发了左宗棠在生态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及其人格魅力。梁衡在行走中，以敏锐的嗅觉嗅出文化气息，丝毫不放过任何创作的契机。作者在川藏交界的康定，了解到著名歌曲《康定情歌》的发现整理者是吴文季，吴文季乃福建惠安人。此后作者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几年来到处搜求与吴文季有关的资料。当作者的足迹踏上惠安这片土地的时候，便开始踏访、寻找吴文季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写出了《你怎么就是得不到爱》一文。文章苍凉悲慨，将吴文季悲剧的一生写得感人至深，写出了个体生命在强大的体制面前的无奈与脆弱，写出了对被历史所遗忘和抛弃的人物的怜悯与关爱之情，写出了像吴文季一样的艺术家苍凉而悲怆的人生遭际。 　　在谈及梁衡“行走”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扎实的阅读功底。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一书中，作者专门探讨了自己阅读与写作的历程，从多个角度阐释了阅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情动辞发 不落窠臼 　　散文写作最能反映作者的精神、性情和情感，正如林语堂所言：“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1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情动”。唯有“情动”，才能“辞发”，才能写出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美文。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认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总是由内而外，即先有客观现实的感发而后产生内在的情态。情不动，找不到感觉，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梁衡的文化散文创作，完全是建立在情动的基础之上的。他在《为文第一要激动》一文中，专门阐释了散文写作是以“激动”为前提条件的：“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这种激动，是创作灵感的爆发，是文章写作的契机，也是立意新颖的出发点。范仲淹、柳永、辛弃疾、李清照、林则徐、韩愈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学成就、人生经历，经过多年的演绎，早已为民众耳熟能详。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散文创作时，怎样才能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能真正反映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这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梁衡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