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李祖荫的友谊.docVIP

李达与李祖荫的友谊 　　原湖南零陵师范专科学校的校园内爱莲池旁的广场上，摆放着八尊石刻雕像，雕刻的是永州历史上八位文化人物，其中的六位是清代以前的，如草书大家怀素、文学家柳宗元、哲学家周敦颐、书法家何绍基等，民国以后的只有两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另一个是民法学家李祖荫。李达是零陵蔡家铺人，李祖荫则生于祁阳龚家坪镇酒塘村。两家相距不过百里，同属永州府，应该算是大同乡了！ 　　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差八岁。李祖荫先生生于1898年，李达则生于1890年，长于祖荫先生。他们两人都曾留学日本；李达攻哲学，祖荫先生则读的是法学。不过李达对法学也感兴趣，译过一本日本人著的法理学著作。 　　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各异，尽管如此，他们却成了多年的好朋友！1963年祖荫先生猝然去世，当时李达正在北京颐和园养病，追悼会没能参加。会后祖荫先生的长子李务本偕夫人谭媛芝前往探望。李达告诉他们，说他与祖荫先生的友谊已有整整三十年。据此推算，他们的交往应该始于1933年左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都在朝阳大学兼课，不过不可能往来很多：李达忙于党的地下工作，祖荫先生则终日忙于备课、搞科研、编《法学评论》，争取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他为教授。他当年考北大法学院时因数学分数低而未被录取，他曾为此当众发过誓：北大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今后聘我当教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个北大情结，直到1936年才解开。北大法律系真的将他聘为教授了。 　　但为时不久，日本侵占北平！祖荫先生串联北大法律系同仁，化妆逃走天津，乘英国邮轮，绕道香港抵达长沙，参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师一起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此后三校迁往昆明、合办“西南联大”。祖荫先生没再跟着前往，而是留在湖南大学工作。 　　此时李达先生也已逃出北平，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辗转回到了老家零陵，之后与祖荫先生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1938年祖荫先生父亲病逝，李达寄去挽联，挽词为“老子犹龙”四个大字，落款是“世侄李达敬挽”。 　　1941年祖荫先生出任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他受北大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以兼容并包的态度选聘教师，于是不少法学名家被他请来了湖大，如黄右昌、戴修赞、王觐、罗鼎、赵宝义、丘日庆……可谓极一时之盛。李达也在邀请之列，但因反对声音太大，祖荫出于无奈，只好作罢。 　　1944年湖南大学校长突然易人：原校长胡庶华被调走，李毓尧接任校长。但师生反对，全校罢课达一年之久。学校出动军警镇压，抓捕，开除了不少学生，支持学生的八名教师也遭到解聘。时任法律系主任兼训导长的祖荫先生也因支持学生反对李毓尧而被解聘，而且险些被宪兵抓去，在法律系一位张姓副教授的帮助下，全家星夜逃出辰溪，绕道洪江，才得以返回老家祁阳。 　　在此以前，李达失去了党的联系，处境非常困难，不得已回到了老家零陵，妻子离他而去。在老家零陵，他没有多少田产，不得不什么都干。据他的侄儿李定钧对我说：李达当时穷困潦倒，生活无着，开过豆腐作坊，当过小学教师，甚至贩过牛马，还向人借贷过，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就更加困难，而且有了生命危险，只好躲进山沟…… 　　祖荫先生被李毓尧解聘还乡之后，日本鬼子占领了祁阳，他率领家少不得不躲进山沟里的亲戚家里，过着“颠沛流离、一日三惊”的痛苦生活，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 　　与抗战胜利几乎同时，湖南大学的驱李护校斗争宣告结束了。学生一方大获全胜。李毓尧被迫调离湖大、胡庶华重新回来长校，被捕、被开除的师生全部获得释放，重回学校。法律系的师生两次派代表赴祁阳，请祖荫先生回校复职，主持法律系公务。 　　这时湖大文、法分立，成立法学院，祖荫先生出任院长，下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他雄心勃勃，决心把法学院办成中南地区一流的学院。为此他四处遍求名师来校授课，这时他又想邀请李达来法学院授课，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不得不暂缓。 　　直到1946年下半年，李达才来到长沙。他原本想去上海找党，却被祖荫先生留了下来，接讲法律系的《法理学》。李达是法理学专家，曾经翻译过日本人所著的《法理学》一书。尽管如此，学校内外还是有两种声音，多数人欢迎李达，少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好心人还为祖荫先生担心：何必自找麻烦，还是小心点好。可祖荫先生硬是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我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只要你能教课我就要。我学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他甚至公开对学生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大共产党。” 　　后来听说警方要来抓李达，祖荫先生马上叫人在学生办的一张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李达曾向学校提出过三条保证：不参加反政府的活动；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与共产党人接触。实际上这是虚构的。据祖荫先生的大女婿、湖大法律系当年的学生曾希铿说：“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完全是杜撰出来遮人耳目，骗国民党警察局的。” 　　李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