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处置天津教案.docVIP

李鸿章处置天津教案 　　1870年年初，中国各地开始兴起一阵对传教士的不满情绪，在南京和其他中心城市发生了骚乱，天津也陆续发生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暴动。原有的各种谣言四处盛传。传教士被指迷拐儿童，用他们的眼睛和身体其他器官做药材。流言不断传到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的耳朵里，但他并没能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谣言的传播。6月21日前，群情激奋的人们曾包围了一座教会开办的孤儿院，叫嚷道修女们拐卖儿童，还挖去了他们的眼睛。由于当时没有清朝官员在场，狂怒的人群逐渐失去了控制。21日清晨，更夫敲响铜锣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基督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在短得惊人的时段内，这些建筑就被完全破坏了，法国领事和神父被杀，鲜血刺激着骚乱的人群，他们又涌向孤儿院，冷酷地杀害了修女。这次危机需要一名强有力的官员才能处理。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但他已年老体衰，又一向对外国人心存反感，因此他并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就仿佛谋杀传播开来了一样，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参加阅射返回途中因遭到一名士兵行刺而身亡。由直隶总督迁任其他省的总督无疑是一种降职，但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清廷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因此曾国藩受命去南京接任两江总督，而李鸿章则升任直隶总督。 　　这项新的任命是李鸿章成功途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李鸿章率领大批淮军到达天津。天津人此时仍处于激愤情绪中，因此李鸿章决定采取严厉措施，让人们意识到新任总督的到来。他发布了告示，警告说将采取迅疾而有效的措施阻止任何骚乱。他提醒天津人注意，他曾战胜太平军将领领导的最有力的军队，成功地镇压了捻军;他的铁腕依然有力，而他的淮军仍同以往一样听命于他。 　　这次任命的圣旨如下： 　　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着驰赴天津接篆，与曾国藩、丁日昌和成林会商，详细研究各犯供词，采取必要措施处置……钦此。 　　尽管朝廷明确命令李鸿章采取行动时应与曾国藩及其幕僚协商，然而不久后，事态的控制权就由李一人独握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李鸿章自始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来自外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都坚决要求必须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因为他们没能阻止骚乱。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也许会愿意牺牲民众，但会坚决抵制惩处官员。 　　李鸿章与雅妥玛领事（英国人，1867―1870年任驻华外交官）商谈骚乱事宜时，领事认为是清政府处置不力，李总督断然否认了这种观点。 　　“事件发生时任职的地方官员如今已被解职，”他说道，“政府已逮捕了八十人，其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将受到大清律令的严惩;其他人暂缓追究，但不久后也会受到审判;教会的损失将得到赔偿，特使（崇厚）将远赴法兰西，表达圣上对发生在6月21日之不幸事件的深切遗憾。” 　　当领事表示知府和知县应对二十余位外国人的死亡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解职惩罚对这些人来说过轻时，李鸿章委婉地回答道，官员们之所以会被解职，是因为死者中有一位法国领事（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如果遇害的仅为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以他看来，解职就过于严重了。 　　但李鸿章急切地想要保护的不只是知府和知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一名心腹陈国瑞也在6月21日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国瑞原本是太平军的一名将领，后归顺清军。他在很多战役中都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深受曾国藩和李鸿章赏识。他对外国人的厌恶是众所周知的。当他身在南京、扬州等地时，那些地方“恰好”就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1870年6月他正在天津，发生骚乱的当天，他无疑鼓动了失控的人群进行破坏。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听到法国领事丰大业射杀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侍郎崇厚的谣传之后才加入了暴动的人潮。在李鸿章看来，陈国瑞的证词足以让他免受一切处罚。恭亲王写给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的信中也为参与骚乱的陈国瑞辩护。“陈提督现身天津完全出于偶然，”恭亲王写道，“他已告病还乡，与骚乱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对这件事我们无需多议。” 　　这一观点与陈国瑞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而总理衙门的一名官员向威妥玛爵士透露的消息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位将军的“某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在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李鸿章对此讳莫如深，他拒绝讨论任何不利于陈国瑞的指控。陈国瑞在此事件的后续处理中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天津教案后，他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召见，然后作为李鸿章的随员返回了天津。而总理衙门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也令人非常不满。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漫不经心在这次悲剧的处理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理衙门的官员更在意京城中的蜚短流长，他们善于相互推诿，长于撰写内容重复、冗长的邸报，意在拖延;他们总是把情况推向僵局。法国公使罗淑亚对于北京的谈判倍感绝望，转而与李鸿章商谈。他发现尽管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位总督大人也很难打交道，但与他磋商具体事宜还是比跟总理衙门扯皮有效得多。因此公使来到天津继续谈判。经过漫长且充满火药味的讨论，公使与李鸿章达成了以下协议：赔偿白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