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先秦时期“诗言志”的流变.docVIP

浅论先秦时期“诗言志”的流变 　　摘 要：“诗言志”是中国先秦诗论的核心命题，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对中国历代诗学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先秦时期“诗言志”的流变予以阐述，以加深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诗言志；孕育；发展；完型 　　最早确切记载“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类似的还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书向云“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中“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荀子?儒效》中“《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以上所列举的文献均说明“诗”与“志”有密切关系是先秦文化的共识。而后人对“诗”与“志”的关系，即“诗言志”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闻一多认为“‘志”包含着意识、思想、怀抱，在《歌与诗》中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思，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的三个主要阶段。这些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诗言志”的阐述和研究大大深化了其理论内涵，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诗言志”经历了了从孕育到发展再到初步完型的过程。 　　一、“诗言志”观念的孕育 　　“诗言志”较完整的表述见于《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拊石，百兽率舞。” 　　这段话表现出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合一的状态和通过巫术活动以沟通人神的观念。首先，上古时，“诗”是“乐”的一部分，诗乐舞是相结合的，《吕氏春秋?古乐》这套乐曲印证了《尚书?尧典》中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其次，从人类发展角度看，上古，先民思想上处于混沌状态，对世界尚未全面认识，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坚定通过巫术仪式便可沟通神灵，从而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巫术的时代，在巫术活动中，先民以歌舞仪式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社稷。所以《尚书?尧典》中“百兽率舞”就不难理解为化为各种动物图腾的人载歌载舞，“诗言志”中的“诗”便可理解为宗教祭祀中的祷辞或巫术咒语，“志”是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正如李泽厚、刘刚纪认为“历史的考察起来，我们在远古氏族的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感情，被誉为文艺作品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述重大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1] 　　二、“诗言志”观念的发展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并起。这时，“诗”逐渐从“乐”中分离出来，在诸侯混战的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左传》中的“诗以言志”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解释为“古语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尚而观盛衰焉”。 　　“赋诗言志”要求“歌诗必类”，《左传》中“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孔颖达在《诗经》正义对此解释为“歌古诗各从其思好之义类，高厚所歌诗，独不取思好之义类。”[2]杨伯峻先生进一步阐述说“必类者，一则需与舞相配，而重要表达本人思想。”[3] 　　在诸侯混战的时代，在外交活动中，以“赋诗言志”表达本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直接的言语冲突而导致的纠纷，在诸侯国内部，则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人们借用《诗经》中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感情，断章取义，委婉含蓄，耐人寻味，使“诗言志”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但是此时诗言志建立的是人本，而不是文本，赋诗者不根据诗歌本身的创作动机和情感倾向理解诗，而根据所处环境摘取符合统治者思想的篇章或语句表达感情，使诗为我所用，把诗当做非诗，而看做政治外交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歌本身的发展。 　　三、“诗言志”观念的初步完型 　　真正使“诗言志”观念转变并使之初步完型的是荀子，他在《荀子?儒效》中说：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强调将“经书”与“圣人”联系，更注重诗中“情”的因素，强调“志”与“情”的关系，强调《诗经》的政教功能，进一步明确“志”的内涵，即符合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和个人的志向怀抱，并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将儒家关于儒家的追求纳入其中，是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不同的侧面，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大序》继承了荀子这一观点，十分重视诗歌的伦理道德属性，“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