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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文化对袁昌英戏剧作品的影响研究 　　摘 要：袁昌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外国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和学者，20世纪年代末以戏剧作品脱颖而出。袁昌英因先后留学英法而受到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浸润和影响。故从艺术手法上来说，她的戏剧作品中提到和运用的西方文艺思潮和技法有二十多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精神分析学说、莎士比亚戏剧和现代主义三种。袁昌英本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对西方多元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学习，最终形成了她在戏剧创作上中西方和谐共生的独特美感。 　　关键词：精神分析 莎士比亚 现代主义 中西融合 　　袁昌英，字兰子、兰紫，20世纪20年代末以戏剧作品脱颖而出，其小说和散文亦颇有特色。除作家身份外，她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和学者。作为辛亥革命以后受到资本主义熏陶的第一代中国文人，袁昌英曾自费留学英法，学习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潜心研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中国当时极少数留学海外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交融、碰撞的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呈横截面式涌入中国的时代。袁昌英虽然作为留学生在英法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也经历过不同文化氛围的洗礼，但当不同文化系统发生激烈冲突和碰撞的时候，能否将它们与现实完美的结合、阐释就成为考量作家能力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显然，袁昌英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值得被借鉴的内容，并将之与根植于她思想内核的中华传统文化不断融合，最终实现了她在艺术手法上的突破和创新。 　　一、心理体验下的普遍真理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启了20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思想界革命，它不仅成为达尔文和尼采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而且迅速被应用和扩展到文学、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昌英是我国最早接受和介绍精神分析学说，并将其灵活运用到其作品中的文学家之一。 　　《孔雀东南飞》作为乐府双璧之一，是我国寻常百姓都熟知的民间故事，也是文人墨客千百年来改编、重述的重点篇章，而袁昌英的三幕悲剧《孔雀东南飞》版本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袁昌英在该剧的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所以嫌兰芝自然有一种心理作用，由我个人的阅历及日常见闻所及，我猜度一般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吃醋’二字。”基于这样的理解，袁昌英利用三幕戏剧着重表现和挖掘焦母心理体验的变化过程：第一幕中，袁昌英通过描写焦母与仲卿、姥姥、媒婆的互动，较为含蓄地表现焦母隐秘的内心世界：因为仲卿生病而拖延与兰芝的婚期。当众人都在劝说她应该同意仲卿与兰芝的婚事的时候，她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第二幕的戏剧冲突加剧，焦母因为兰芝分走了仲卿的心而不满，而仲卿回家后没有第一时间拜见母亲的“不孝”行径更是加剧了这场矛盾，于是焦母坚决要仲卿休妻，对兰芝的称呼也变成了“贱妇”，焦母的心理体验逐步外化。第三幕终于如焦母所愿，仲卿休妻，兰芝不得不再嫁，最终仲卿和兰芝走投无路，只得做了清水塘里的亡命鸳鸯，而失去了“独一无双的儿子”的焦母也最终走向疯癫。 　　袁昌英没有像传统的“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斥责、鞭挞焦母对兰芝的压迫、婆媳之间的不和，反而是通过焦母从隐秘到疯癫过程的完整表现来表达自己对迫害者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温和批判。 　　袁昌英不仅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恋子情结”来刻画、阐释《孔雀东南飞》悲剧产生的原因，还在剧作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体验表达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真理：小妹看到焦母的所作所为，感叹道：“我看世上最难的莫难于做媳妇”；花儿看到仲卿和兰芝的惨剧，问姥姥：“母亲不喜欢谁，谁就不能做儿子的妻子，是吧？”姥姥与媒婆说起兰芝再嫁也不禁感慨：“万事都在于一个心！她心里觉得儿子不孝，媳妇不敬，也就够使她受苦了。”这些心理体验不仅来源于作者，也不仅出自作者笔下的某个人物的所感所想，而是来源于创作主体对当时中国所有女性、所有婆媳关系的心理分析，是对社会问题的理性诊断，对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心理分析是袁昌英最为熟练掌握的一种西方思潮，在三幕悲剧《孔雀东南飞》中表现最为明显集中，但也散见于其他剧作当中，并贯穿其整个文学活动过程。她通过精神分析表现普遍的人类情感，将心理体验中所蕴含的普遍情感进行哲理化、现代化、思辨化的表达，与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亦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二、莎士比亚理想世界的融会贯通 　　袁昌英是我国第一位研究和介绍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解。早在英国学习期间，袁昌英就受到欧洲莎士比亚热潮的影响，后来她凭借对莎士比亚最重要的悲剧作品《哈姆雷特》的研究而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回国后，她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外文系教授，兼授法语，她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