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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萧锋与他的《长征日记》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我父亲、开国少将萧锋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萧锋日记》。在日记里，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其中记述的长征岁月部分…… 　　湘江决战 　　1934年10月，我父亲萧锋由总政组织部调到红一军团红一师任巡视团主任，并代理红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记。我父亲协助黄永胜团长和林龙发政委，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 　　红三团作为整个中央直属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往西行进，准备过湘江与贺龙、王震的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急调他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等组织了近30个师、40万围堵大军，欲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 　　红三团于11月30日前至脚山铺宿营，接替红四团的阵地。中央军委电令：红一师、红二师各团务于12月2日12时前，阻止敌人渡过白沙河（湘江支流），以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河的南岸通过界首。 　　12月2日，2700名红三团指战员与刘建绪湘军的七个团反复搏杀，冲破敌人12道重围，共刺死1000多名白军。我父亲多次拼刺，刺死7个敌人，最后有七八百人渡过湘江。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2时40分，我们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我亲率五连112名指战员向敌南侧冲杀过去。一营刘兴隆营长率全营在左翼，我们协同一起攻下帽子岭△257.3高地，将敌165团拦腰截成两段，我和13名战士一起与白狗子反复搏杀。这时，一名小个子白军乘我不备，向我头上刺来，我一躲，将我的八角帽刺破一个洞，我急中生智用左手一拨他的枪，朝他胸前一个猛刺，送他见了阎王。国民党兵都是雇佣兵，他们不会为蒋介石卖命，一见杀红了眼的红军，呼啦一下逃跑了。利用这个当下，我拿着帽子风趣地对政治处俱乐部主任肖元礼说：“帽子破了不要紧，红星还在，帽子下还有一颗钢铁的脑袋。”“只要脑袋还在，咱们就向西杀过去！” 　　大约在14点半，我团冲到乌龟井村外的丘陵地上，刘建绪的一个营向我们围来，天上有飞机扫轰、地上硝烟滚滚，真是杀得昏天黑地，我们的七百把刺刀寒光闪闪，“一切为了自由，为了土地，为了苏维埃”，“冲啊！杀啊！”不知敌围了多少层，反复拼杀了多少次。 　　要桥不要命 　　1935年5月27日，在遵义刚刚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果断决定：渡过河的红一师的二、三团、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二师四、六团、军团团部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指挥，他们分别沿大渡河东西两岸逆流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主力红军从泸定桥顺利通过。 　　红二团和红三团边战斗边前进，把增援的敌江防11团压到了铁丝沟附近。铁丝沟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涛声震耳欲聋，右边是峭壁千仞，高耸入云。敌人利用此天险顽强固守，真是“背水一战”，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拼命向前冲，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三千红军勇士凭借着断崖、峭壁掩护，手榴弹一甩，排子枪一放，扑向了敌人的各个“乌龟壳”，不消一个多小时，将这股顽敌歼灭，毙伤敌350人，俘敌700多人。 　　接下来的战斗，父亲记叙道： 　　29日午后二三点钟，我们率领先头部队赶到离泸定桥只有两公里的安乐坝，全歼守敌一个营，刘营长在审问俘虏胡平建时，从俘虏口中得知，敌特别口令为“雅安”“庐山”。这时天色也暗了下来，我趁乱带二连用敌特别口令混进了泸定城，接着迅速向倚河而筑的东岸的桥头堡接近。这时，西岸红四团正在泸定桥上向桥西敌工事、堡垒发起攻击，敌人发觉后，机关枪像火舌一样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我立即命令二连向桥头守敌展开攻击。敌腹背遭受打击，顿时惊惶失措，接连丢了六座明碉暗堡，敌江防旅长袁镛惊呼：“难道红军是长了翅膀飞过来的不成？” 　　正当敌我双方在桥头主碉堡展开激战时，我突然发现桥边有三根导火索“哧哧”冒着火星。“不好，敌人要炸桥！”我大吼一声，带着四班长徐根宝等冒着敌人两岸的飞弹扑向导火索。我本能地用手掐灭它，但手被烫伤了还是掐不灭，用力拽，也拽不断，急得我浑身直冒冷汗。导火索一寸一寸地往里烧，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发现了敌人埋炸药丢弃的镐头、铁铲，便不顾一切地和四班长一起连铲带砍，好不容易才弄断了导火索，粉碎了敌人企图炸桥的阴谋。 　　两万五千里 　　我父亲最感自豪的就是他忠实地记录了红一军团367天的长征全过程。 　　那时，我父亲是中央直属总队总支书记，管理着12个连队。根据指示，他从哈达铺护送毛主席到吴起镇。 　　路上，毛主席对我父亲说，听说你有记日记的习惯，你给我统计下，我们走了多少路，过了多少河，爬了多少山，走了多少省市？建党见政了多少群众，扩红了多少人？我父亲说，抓紧统计后报告。 　　到了吴起镇，在油灯下，我父亲有幸聆听了毛主席“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