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双面人生.docVIP

刘震云的双面人生 　　这里存在着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名编剧刘震云，他与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合作，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滴水不漏；另一个是作家刘震云，寡言、克己，内心深处不亲近权力与富人。 　　两个刘震云 　　一身黑色西装的刘震云和一袭红裙的刘雨霖出现了。这是2016年9月20日上午，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一句顶―万句》的发布会现场。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导演刘雨霖是他的女儿。 　　刘震云的名字以“原著/编剧”的头衔醒目地出现在海报的第一位置，整个发布会上，他是主导现场的角色。这并非刘震云在2016年中国电影大银幕的唯一一次出场――发布会前一天，另一部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推迟上映的消息刚刚曝出。 　　对不同的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刘震云，自1993年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二人至今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都改编自他的小说。另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刘震云，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得主，同年的获奖者还有莫言。 　　两个刘震云在1991年《一地鸡毛》发表后第一次产生交集。他的妻子郭建梅是一名出色的公益律师、刘震云的北大校友。还记得，在此之前，刘震云只是《农民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家中拮据，但从这篇作品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改善。 　　“我印象可深了，《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从那以后，女儿能够不断地吃上肯德基了。家里由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床。 　　在作家刘震云身上，人们找不到如今在名利场游刃有余的编剧刘震云的影子。他们一家住在报社的宿舍大院时，郭建梅带女儿出去转，邻居总和她说，你们家孩子他爸从来不说话。人们觉得刘震云像个哑巴，木讷，蔫蔫的。郭建梅记得特别清楚，在刘震云获得些名气之后，有个报社同事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目叫《悄然长成的一棵大树》，“意思就是从来被人忽略的一个人，被人不惦记的人”。 　　我们村 　　作家刘震云来自河南。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话语里还经常会出现“我们村”“俺村”。别人说他幽默，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总是强调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我们村的人认为，写书并不是多么高贵的事，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村的人会看电视，如果我的作品被改成电视剧，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妈也不识字，她也看电视剧，这是我同意改编成电视剧的初衷之一”。 　　在延津县城出生的刘震云，8个月大时被抱到西老庄村的姥姥家抚养。14岁时，因为穷困，作为老大的刘震云虚报了年龄，离开家，到甘肃酒泉当兵。那时，当兵是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在部队能吃上馍，更重要的是，提干成为军官就好找媳妇了。当兵时，刘震云特别喜欢站岗，因为可以在路灯下看书。除了看很多小说，他还自学了大学微积分课程――这无意中在1978年的高考中帮了他大忙，数学成绩让他与其他考生拉开距离。 　　郭建梅记得，他们在北大认识那会儿，刘震云已经“满脑子的文学梦”。有记者问刘震云“文学梦”的缘起，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集体无意识啊，因为北大中文系都在写，“每个人都想成为作家……无非在分配的时候，有人分到中南海去了，有人分到团中央去了，不就当官去了吗？我分到《农民日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就坚持下去了，就这么简单。” 　　刘震云并没有提起自己在毕业时所面临的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个是《农民日报》。这些往事是由他的妻子讲述的，他要去《农民日报》，老家的爸妈坚决不同意，当时曾经作为普通县城公务员的父亲已经成为了县公安局局长，父亲说，你放着中南海不去，说不定将来能当个官呢。但刘震云非要选择《农民日报》。郭建梅回忆，那时两人正在谈恋爱，“他说，我能够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去采访，能够接触很多素材。文学就是生活，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生活，我怎么去写小说？” 　　但当时等待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并非创作的坦途。郭建梅现在仍清晰地记得最初七八年里的画面：他们舍不得买一台电风扇，刘震云光着膀子伏案写作，汗如雨下。他不断地投稿，被退稿，投稿，被退稿。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要去上班，整个人黑瘦黑瘦的。郭建梅看着心疼，她曾经找当时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欣赏刘震云的杂志编辑，劝刘震云不要再写了。刘震云对妻子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成功。 　　生命的底色 　　从外在身份看，刘震云的人生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改变。一个当初为吃上馍、娶上媳妇儿发愁的农村小子成了著名作家。但按照刘震云自己的说法，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没有变过。对写作的喜欢没有变，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