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洋务派的政治思想课件.ppt

第三讲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到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 洋务一词的由来： 夷是对外族的贱称。明清之际，将西方人称为“红毛夷”。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胡夏来对“夷”的异议，“倘轻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人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 夷务一词，大约出现于道光年间。(《筹办夷务始末》1856 洋务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839-1840年的官员奏折中。之后，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此洋务第一转机”。 见于皇帝的诏谕，则为咸丰皇帝1853年6月的上谕。“向来洋务，均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酌量办理。” 公开广泛地使用“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转变的契机是《天津条约》(1858)，条约51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申明《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这自然就使得“洋务”一词频繁出现在公私文字中了。 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 。 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中兴名臣”。 一批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 三、洋务思潮的内容 （一）“古今之变局”论 （二）“借法自强”论 （三）“工商立国”论 （四）“中体西用”论 洋务思潮： 是在朝洋务派官僚和在野的爱国改革派共同参与、上下呼应、左右逢源的一种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社会思潮。 洋务思潮包括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两派的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这两种“变”的力量处于组合阶段，其共同任务是为开办洋务事业而奔走呼号； 70年代，“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制内”为主——“御外”为主的转变。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洋务思潮中形成了比较激进的早期维新派为左翼，和比较稳健的洋务派为右翼的格局。 “古今之变局”论的提出： 最早由黄均宰、徐继畲提出。 1864年初，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首先提出了“变局”论 。 1865年，李鸿章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开始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 1864年，薛福成也提出古今变局的思想。 七、八十年代，沈葆桢、曾纪泽、奕、陈炽、陈虬、邵作舟、汤震等人，也都强调这种“变局观”。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均宰第一个预见到世界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提出：“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1849）中从战国七雄争强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各国互相交往、互相依赖、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揭示出清帝国列强环伺的危局：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敌国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五印度近连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因此徐氏惊呼：“此古今一大变局”。徐氏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这个总概括，成为此后数十年志士仁人“古今变局观”的先声。 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 1872年6月的奏疏：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1874年12月的奏疏：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古今之变局”表现了变易进化历史观，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幅度”。 魏源讲求的“变”是“变器不变道”，洋务论者讲的“变”是“变器”为主，开始有了一些“变道”的情绪。 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