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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界的追寻》序 陈贤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以柳永的词来形容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第二种境界，我则借用这两句来形容朱文斌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执着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拼搏和无休无止的追求。 朱文斌是我退休之前招收的最后一名研究生。记得在他入学之前，曾来汕头大学面试，一开始就给我很好的印象：谦逊，热情，开朗，谈吐举止，都给人厚道、踏实的感觉。 面试时提些什么问题，已经忘记了，但有一个问题却记得很清楚。记得我当时曾问道：“你为什么选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你未来从事的专业呢？” 他答道：“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就凭着这个回答，我已经决定要录取他了。 入学之后，朱文斌确实没有使我失望。他学习非常刻苦，一年之后，他的文章就已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参加了我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工作，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就在他的研究才能崭露头角的同时，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和活动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人际关系中，他讲究诚信，圆融，和而不同，几乎是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因而在研究生中赢得了威信，并当选为学生干部。他家在农村，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因此他必须通过家教、代课之类的兼职来贴补生活费用。不到半年时间，他对汕头市的各种兼职渠道都摸得很熟，甚至连汕头本地人都得通过他的渠道来获得兼职的位置。我曾对其他老师开玩笑说：如果朱文斌从商的话，一定是董事长、总经理的最佳人选。 毕业之后，朱文斌并没有从商，而是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如今，他已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正在做博士后研究。我过去教过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生，目前多已转行，或只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副业。仍然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朱文斌是唯一的一位。 短短数年时间，在朱文斌执教的绍兴文理学院，相继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创办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刊，最近又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网站。绍兴文理学院从一个过去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毫无渊源关系的高校，一跃而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令人瞩目。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当然与学院领导的支持分不开，但朱文斌作为主其事者，也是功不可没。汕头大学过去也曾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但现在时过境迁，那种热闹景象已大不如前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绍兴文理学院正在逐渐取代汕头大学的位置，成为沟通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桥梁，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坚强堡垒。当然，现在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由于人手和经费的不足，限制了发展的规模。朱文斌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跨国界的追求》是朱文斌的第一本论文集，内容包括“华文诗歌研究”、“华文文学研究之研究”和“华文作家研究”三个部分，基本上涵盖了他数年来的研究范围，也展示了他这几年的研究实绩。 五四以来的大作家、大学者，都是学贯中西的，朱文斌显然也是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一文，显示了朱文斌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厚学养，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荒诞与超越》、《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等文中，则显示了他对西方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艺思潮也是深有研究。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数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有出息的中国文学家，不仅要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更应该敞开自己的胸怀，以汉唐的宏伟气魄，去吸纳八面来风，接受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任何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或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既要纵的继承，也要横的移植。朱文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一文中，显然就是把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艺术经验的融合，作为华文诗歌现代化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当然，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学者，只会继承和移植，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继承和移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无论对于创作或是研究，都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的“台独”势力就刮起了一股“去中国化”歪风，为他们的“文化台独”政策服务。流风所及，也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坛。在东南亚，一些有留台背景的学者，就曾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并倡导“去中国性”谬说。朱文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关系》一文中，不仅对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不同阶段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而且对这种“去中国性”谬论也给予了批驳，显示了他看问题的敏锐和善于透过表象看到本质的能力。可惜因限于篇幅，没有很好展开。 同一语种之间的不同国家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殖民地宗主国凭借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对前殖民地国家实施文化霸权，这完全是两码事。两个多世纪之前，当英国人越出英伦三岛，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站稳脚跟，并建立起新的国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