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文化夹缝中的性别抗争.pptVIP

第五讲 文化夹缝中的性别抗争 ——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 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取得了以下进展： 1、创作重点从个人经验的传达转向了集体经验的表述。主体意识的内部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成为主体意识的新支点。 2、从以“女性话语”为主向“双声话语”演变。女性话语与民族话语成为她们创作中同要重要的两个方面。 3、创作队伍的扩大与多元格局。 萧红、冯铿、谢冰莹、白薇、白朗、罗淑、罗洪、葛琴、林徽因、方令孺、郑敏、关露、陈学昭、沉樱、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梅娘、袁静、陈敬容等等。 一、男权传统的挑战者——丁玲： 挑战之一：性爱主角 ①从女性视角切入，关注女性自身。 丁玲是五四以来表现女性题材最为集中、最为自觉、也最为深切的作家。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女性对人生的追求与精神上的苦闷徬徨。是真正的女性自我言说。 莎菲形象的意义在于： （1）莎菲是我国新文学史中真正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形象； （2）她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旧道德的挑战者和黑暗社会的反抗者； （3） 她的苦闷、感伤、失落，概括了五四落潮时期知识女性的心理特征； （4）是五四以来第一声真正女性的绝叫（戴锦华）。 ② 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黑暗中》《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暑假中》《阿毛姑娘》 “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 挑战之二：贞操质疑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在新的政权体制下，源自传统文化的性别二元对立模式，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制依然存在。　 丁玲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探求女性心理世界与精神走向，对女性存在进行文学乃至哲学的反思，体现出对男权中心文化与传统女性形象史无前例的解构与颠覆，将女性写作从男性话语中独立出来。 挑战之三：性别/政治，归宿何在 丁玲的小说有一种内在的女性/政治叙事模式：性别与制度的关系最终能获得协调吗？ 《在暑假中》是对现存婚姻制度的一种反叛。 当进入到革命政治语境之后，女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在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纽结中，丁玲的女性自我意识经历了马鞍型的螺旋式上升。是觉醒的女性意识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个人化到政治化的一个典型。丁玲的创作道路也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那是性别话语被收编到革命政治话语中去的一个典范。 二、萧红： “这个社会，萧军、端木、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炸弹，不管是谁……都是我的命运不好。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一个女人呢……我败就败在是个女人上。”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生死场》是一个边缘女性的边缘作品。 刘禾：“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女性生命体验与女性话语。 《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惨烈滞重的笔触解剖了“生育”这一女性的刑罚。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下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 萧红犀利地揭示出给女性带来生存悲剧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那就是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性的残害。 关于战争，女性所经历的苦难更为深重。 《呼兰河传》通过女性的视角叙述小城故事。 以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洞穿历史，达到了对历史、文明、国民灵魂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彻悟、大悲悯。（钱理群） 其中有对乡土人物的愚昧无知与对女性残酷压迫的针砭。 如“团圆媳妇” 又如王大姐与冯歪嘴子相恋、未婚先孕遭到大家的唾弃。 男权社会的传统习俗不仅有效地维护着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绝对权威和肆意践踏，也毒害着女性自身的思想观念，使她们成为男权统治的维护者。 萧红始终对于政治比较疏远，一直坚守独立、自由的身份。 对男性禁锢的批判，沟通了她对国家意识形态中强势力量的反拨，她试图从这个强势中逃逸而出，主动将自己放逐到边缘，通过富有女性特征的写作来实现自我救赎。 三、张爱玲： 通过女性特殊的观察力和表现手段透视现代人的精神内核，注重性别政治的书写策略，以犀利的笔锋揭开沪港两地男女组成的两性世界的虚伪真相。 《金锁记》从人性的视角透视曹七巧的一生，由于性爱和情感的空缺，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潜滋暗长，最终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 曹七巧形象对五四女性文学的母亲形象构成了消解和反讽。 《谈跳舞》：“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敬她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