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柏林金熊奖的“肉与灵”.docVIP

2017柏林金熊奖的“肉与灵” 　　刚刚落幕的柏林电影节，把最高奖项金熊奖颁给了一部恬静内敛又震撼的匈牙利影片――《肉与灵》。 　　柏林电影节当年诞生于“冷战”中的西柏林，在美国占领当局支持下成立，多少有点儿展示联邦德国文化繁荣的意思。之后的选片也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艺术之外，在社会政治议题上非常活跃，如1987年在金熊奖外开始设立LGBT电影“泰迪熊奖”，早了威尼斯的“酷儿狮”整整20年，戛纳的“酷儿棕榈”就更晚于它了。 　　过去两年的金熊奖都被授给了政治性极强的作品：2015年的《出租车》（又译《德黑兰出租》）是一部讽刺伊朗政府特别是其文化审查制度的伪纪录片，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曾因言获罪入狱服刑，该片送去柏林时他被禁止出境，由他在片中出镜的小侄女代领金熊;去年的《海上火焰》是一部难民题材的意大利纪录片，在欧洲难民危机最热门的时候问鼎柏林，政治意味十足。 　　但没有任何艺术电影节是纯粹的时政应声筒，同样是来自伊朗和意大利的金熊奖影片，2011年的《一次别离》和2012年的《凯撒必须死》就更多以艺术取胜。如果说它们有什么“政治”的地方，那也是广义的政治，是对人性和社会中更为隽永的命题进行探讨――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人与人在城邦中共同生活的技艺，有人类社群的地方就有“政治”。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仍有大量政治、社会议题影片。为芬兰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ki）赢得银熊奖最佳导演的《希望的另一面》（Toivon tuolla puolen）是对难民话题风格化、戏剧化的处理，评委会大奖则给了法国、塞内加尔合拍的“黑人电影”《菲丽希缇》（Félicité），最佳剧本授予变性人题材片《普通女人》（Una mujer fantástica）。阿尔弗雷德?鲍尔奖获奖片《糜骨之壤》（Pokot）明显地宣说女权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在记者会上毫不掩饰其意图，说她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角度，是因为政治之恶一定会攻击社会上的进步观念（女权）和自然的和谐（动物），明指美国特朗普政府。 　　然而，在一阵热闹和群情激昂过后，由荷兰名导范霍文执掌的主竞赛国际评委会还是把最高奖项颁给了一部恬静内敛又震撼的佳作――匈牙利影片《肉与灵》（Testr？l és lélekr？l）。 　　影片没有宏大的叙事。故事围绕人过中年、右臂残疾的屠宰场老板安德烈（Géza Morcsányi饰演）和新来的女质监员玛丽亚（Alexandra Borbély饰演）展开。记忆力过人的玛丽亚在待人接物、社会交往上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强迫症，以至于完全无法融入任何群体，过着孤寂的生活。安德烈虽然是个成功的商人和管理者，却因为年龄、身体和家庭原因，也独自生活，他的孤独感似乎比玛丽亚更强烈。导演用来展现两个人物的手法用到了电影作为“整体艺术”的几乎所有潜在表现力，不仅以其他人物的聒噪来反衬两人的“静”，还用构图来制造一种幽闭感，用光影和明暗强调人物内心的阴影与孤立。 　　作为视听艺术，电影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直接把人物心理用文字说出来（旁白是拙劣的电视剧手法），它需要把内心世界外化出来，比如被用得最多的桥段：主人公一伤心，天就下起雨来。但《肉与灵》把这种“外化”做得极其高明。在拍摄玛丽亚公寓时，布景、调度以冷色调和极简搭配，高亮的灯光和白色陈设让人联想到医院，制造出强烈的病态环境和隔离感。推动剧情的矛盾设置则有些超现实意味。厂里养殖牲畜要用的催情药被盗，警方建议对全体员工进行心理评测，安德烈和玛丽亚因此而发现他们会做与对方同样的梦，相互进到梦中进行互动，分别化作一雄一雌两只鹿，在冰天雪地中饮水、游走。本来就有好感的两人开始艰难地尝试交往，梦境与现实，之前就铺陈好的物质（居所陈设等）与内心，两组二分法重叠在一起。 　　不过消弭梦与醒的边界并不容易，玛丽亚的交往障碍包括肉体接触，更不用说做爱。她内心的爱情与肉体的抗拒形成又一对矛盾，点出片中另一个主题――交流的困境。玛丽亚对肉?w的抗拒是一种心理障碍，但安德烈却将其理解为年轻女子的犹豫不决，以为玛丽亚对他的感情有所保留，或是嫌弃他衰老残缺的肉体。人们相处时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是一种符号，我们依照自己对社会交往规则的理解发出信息，也以这套规则去解读接收到的信息。安德烈这样一个心理成熟的人，按照最通行的规则去解读身边的信息，这种解读是正常的，但也是庸俗的，让我们错过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东西。 　　影片相当一部分在讲述玛丽亚怎样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来“学习”恋爱。她观察公园草地上的恋人，通过抚摸绒毛玩具甚至屠宰场的动物来练习肉体接触。不喜欢该片的评论者将这个过程视为“性冷淡治疗”，但《肉与灵》想说的其实并不在于纠正任何心理状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