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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下的天文“西学东渐” 　　天学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最抽象也最实用的科学――研究者遥望的是最虚无缥缈的太空，但却要将其与最现实的政权统治联系在一起。中国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既是中国古代天学最强大的推动力，也是西方经典天文学进入中国过程中最强大的阻力。 天文学的中西差异 挂毯《天文学家》。表现的是清朝康熙皇帝和耶稣会教士一起观看天文仪器 　　1696年，法国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李明在著作《中国近事报道》中，记录了一段中国宫廷中“夜观天象”的场景：“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一座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李明所描述的“五位数学家”，更准确的身份是观测天象的宫廷学者。早在公元前，中国宫廷中就有这样一批人，以如此原始但虔诚的方式在观察着天空。 　　天文学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第一个介绍的自然科学就是天文学。简单地说，天文学是一种研究大气层以上世界的科学。在西方，研究这种科学的人被认为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但对古代中国来说，这门自然科学却与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的天文学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从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世俗的最高权力都在与天象建立的联系中得以合法化。因此，在古代中国，天文学带有罕见的“官制”特点。在靠天吃饭的农业时代，历法只能由皇帝颁布。宫廷中专设监测天象的官员，他们和天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被供养在宫廷之内，负责推算出农业耕作上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并依照帝国的需要预测和解释一些奇特的天文现象。 　　在阿拉伯人以前，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毅力、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约自公元前5世纪至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比如在对彗星的研究上，中国的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整的。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它们的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是根据中国的观测推算出来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将古中国的这些记载翻译为法文，这部手稿至今仍存于巴黎天文台。” 　　中国天文学在观测数据上的突出表现，表明在古代中国，天象观测既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细致的史学记载。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本身就是天文学家，比如司马迁。他自诩出身天文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史官，也是汉代最高的天文官，司马迁也曾担任国家天文占星方面的最高官职。他所写的《史记》中《天官书》部分写法非常系统：首先检阅了中、东、南、西、北五宫的恒星和星座，然后对五星的运行，包括逆行进行详细讨论，接着按占星术关于天上各星宿的说法，来解释日月的异常以及彗星、流星、云、气（包括极光）、地震和丰歉预兆等特殊天象，以及他们所预兆的或随之发生的大事件。在《天官书》中，司马迁指出自古以来，统治者无不仔细地观测日月星辰。 　　中国人精确的天文记录，对认识天体现象所产生的作用，在哈雷彗星上有过突出表现。在西方天文学家的眼中，哈雷彗星是一种标志性的天文现象，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彗星踪迹的确定，它何时回到地球的观测，可以证明有些彗星的确是太阳系的成员，它们的运动和行星一样，符合牛顿定律。法国天文学家奥利维耶曾说：“在所有彗星中，哈雷彗星无疑对天文学的影响最大。这不仅因为他的周期比其他彗星都确定得早。并且也因为他的历史可以准确地追溯到2000年以上。之所有以能有如此年代久远的记录，应当归功于中国观测记录的细致。”中国大概在公元前467年就留下了第一次观测哈雷彗星的资料。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为了说明中国天文学家在描写彗星的细致程度时，专门选出了《明史》中一段关于1472年彗星的记录。这段纪录对彗星的出现时间，移动的方位以及经过的星座，彗星形态变化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载。西方天文学家欣德根据中国人仔细观测了63天的结果，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近似轨道。 　　翔实的数据观测既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长，也是它与西方近代经典天文学相比捉襟见肘之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副所长陈久金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使用的是数学的方法，用列表、数字叠加的方式，但不太讲究理论。西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则是用几何的方法来推演。他们在天象的研究上使用一种测量和计算纬度的方法，包含着明确的推理和步骤在其中，精密程度更高。”对需要精确预测日月交食等天文异象来巩固其统治的中国皇室来说，后者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天文学的传入 　　早期传入中国的天学来自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东传的副产品。早在南北朝时期，信奉佛教的皇帝甚多，其中最为典型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