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地记者张天虚.docVIP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地记者张天虚 　　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组织大批左翼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秘密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政训处干事张天虚在台儿庄抗日前线，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由军人编辑油印的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既是军人，又是记者；既拿枪上阵杀敌，又提笔撰写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跟随六十军驰骋抗日战场，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张天虚在省立一中时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当时学校组织晚会，常常邀请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于是，经过多次接触，张天虚与聂耳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聂耳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他自幼酷爱音乐，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乐队经常在昆明的各个中学表演。同时，他又喜欢演话剧，扮演女主角玛丽亚，一时玛丽亚成了聂耳的代名词。张天虚和聂耳结识之后，经常一同演出、聊天、游玩。聂耳的家住在昆明市里，张天虚常常登门拜访，他那谦和大方、朴实坦率的性格，给聂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一起由于军阀争权夺利而引发的火药爆炸惨案，造成320余人死亡，重伤致残者579人，直接受害者320多户、1200余人。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秘密党组织立即通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服务团深入灾区，抢险救灾。张天虚和聂耳都参加了“济难会”，积极参加救灾活动和演出，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救助灾民，护理受伤灾民，组织灾民子女入学，并以“青年服务团”和灾民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清真相，惩办祸首，揭露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对此，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鉴于昆明政治形势恶化，张天虚、聂耳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滇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张天虚加入了秘密党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中曾担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曾到北平学“政治经济”，利用假期两次到浙江普陀旅游，并为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他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巨著《铁轮》，郭沫若为其作序。茅盾后来在《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一文中回忆道：“天虚是个青年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他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铁轮》给我看，那是1936年初，他刚从日本回国。我发现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就一直与他通信。” 　　聂耳到上海后，于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进行进步电影歌曲的作曲创作，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30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行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特别亲密。张天虚在《忆聂耳》一文中说，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到平安旅店造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 　　由于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1935年3月，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读社会系。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他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住在一起，畅叙别情，交谈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并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而张天虚则在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中，扮演了邮政局长。他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