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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为友的谢觉哉 　　谢觉哉是中共“五老”之一，被董必武赞为“好学深思老不疲”。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国事繁忙的和平建设年代，谢觉哉始终坚持读书，与书为友，堪称党内“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阅读和梳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书信选》等，可以发现，与书为友的谢觉哉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读书生活中对读书的意义和方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碰钉子”与“补读”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修身养性，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谢觉哉认为事物是无穷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无穷，个人要想不落伍，跟上事物的发展变化，就要通过“补读”，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否则就会“碰钉子”，他说：“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同时，“各人从事的业务部门所需要的知识，千头万绪，很难都预先学好；事情又在变动，不可能预先学好，不读就要碰钉子”。对个人来说，工作中“碰钉子”可以改正错误，重新来过；然而对于一个政党尤其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事业“碰钉子”就意味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谢觉哉高度重视读书并将其提高到中国革命的高度，指出：“因为我们负了革命的重担，人民交给我们以非办好不可的任务。”“工农干部没有文化，纵有丰富经验，永‘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可能’。” 　　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前仆后继，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领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农民阶级，还是领导戊戌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担负起这两大历史任务，历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在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和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几次“碰钉子”，革命事业也遭受了挫折和损失。“碰钉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认真读好中国这本“书”。对此谢觉哉总结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百年的（昨天的）与古代的（前天的）中国‘漆黑一团’，对今天中国的面目也若明若暗”就不可能办好中国的事。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补读”，他说：“读不易，补读更不易。”他还认为干部做某种工作必须精通业务，如果“没有知识与热情的结合，光靠热情和气力办事，就无法把生产再向前推进，甚而至于把已有的基础弄坍”。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他说：“没有学习过专门的，现在要你担任专门职务，不补读专门应有的学识，不能混充内行。”值得一提的是，善于读书的谢觉哉也有过“碰钉子”的亲身经历，他回忆说：“1931年我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处工作，到的次日，拟一个开会的通知，毛泽东同志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我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同志望了我一阵，只答复两个字：‘你学！’‘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好的；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不好的。”他经过总结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这次“碰钉子”的经历使谢觉哉对“补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精读”与“涉猎” 　　庄子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尽的，而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因此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谢觉哉主张“精读”与“涉猎”相结合，既要“精读”，“以大量的时间来读少量的书”，又要“涉猎”，多看书。 　　谢觉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要常读，精读，“一字一句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他说：“对于重要的书，必须精读，比如像《毛泽东选集》那样的书，就应选择若干篇，句句读通，过一个时期又读，联系到当前的实际来读，才能受到他的益处。”丁浪回忆说：“我见过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划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毛笔划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色的钢笔的圆圈。”王定国也回忆说，晚年患病期间，谢觉哉重新通读了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当她劝他少看点书时说：“毛主席的书你不是读过几遍了吗？有些你原来就听过主席的报告。”他回答说：“现在重新读一读，同过去的体会不一样了。”从谢觉哉的日记记载来看，也能够证明他的这种读书态度，例如阅读《共产党宣言》，1943年11月6日的日记写道：“昨今两日阅《共产党宣言》”。1944年2月7日的日记又写道：“重读《共产党宣言》”。再如阅读《两个策略》，1944年3月21日日记写道：“上午读‘两个策略’，觉脑疲”；4月1日又写道：“复读‘两个策略’”；4月20日又写道：“复看‘两个策略’”。谢觉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求党内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