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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金融办职权不清 业界吁建分层次管理体制 此轮金融人事调整逐渐到位后，一再延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望在2012年1月召开。多位金融界的官员和银行高管透露，地方金融监管及地方金融办改革是决策层较为关注的问题。 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透露，国务院有关高层11月1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工作座谈会时，当时几乎变成了金融办专场。 出席上述会议的包括“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领导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与会者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除了解各地金融业发展现状，有关高层重点听取了来自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武汉、宜昌等地方金融办负责人的汇报，包括当地金融办职能、组织架构、人员组成和工作开展情况。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从相关部门已经在准备的有关会议资料看，“探索地方金融管理模式”是此次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银行高管表示，高层现在很关注金融系统性风险。今年以来，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和问题此起彼伏。温州、鄂尔多斯等多地民间借贷市场利率高息化、全民化现象严重，考验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金融稳定。而在近年农信社、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后，建立清晰的中央、地方分层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料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有关高层在前述会议上强调，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要不断探索，正确处理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发挥好服务和协调作用。 地方金融办在推动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不少问题。 据某国有银行发达地区分行行长介绍，当地金融办的主要职能是协调省内金融机构多放款，支援地方建设。一位大行公司部负责人则坦承，有些省市的地方金融办，要求银行每日通报贷款进度，令当地的分支机构相当为难。 “国有银行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摆脱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日常经营行为的干预，但现在有些地方金融办又充当了地方政府干预银行经营的前沿阵地。”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各地金融办的职能和定位不清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走入了误区。 地方金融监管利弊 有熟悉金融改革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任时，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不让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比如1998年底央行打破行政区划设立九家大区行，实行垂直管理，初衷就在此。但此举也使得地方政府没了抓手，在“一行三会”的垂直监管模式确立的同期，金融办自2002年应运而生。 “主要任务是协调，并想方设法地参与地方金融的管理。”北京金融服务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09年底，已有26个省级政府、222个城市相继成立金融办，这一趋势并延伸到一些区县市政府。 有业内人士称，有关高层对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和使命，有一定保留看法。比如，认为在当前的国情下，国家对金融事务的管理应以中央集权为主，实行垂直管理，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金融办如要扩权，无疑会涉及地方政府从中央分权，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目前，“一行三会”的垂直监管只能延伸到县级，证监部门只到省级。受访银监会和央行人士均坦承，已经出现“一行三会”监管很难覆盖的领域，如民间金融、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监管权均已下放到地方政府，监管半径相对较短。 但是，一旦赋予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是否会强化地方政府干预的倾向？“以金融稳定的名义干预，会更加名正言顺，但地方上很容易过界，这是过去让中央政府一直防范的心病。”有央行人士称。 上述人士的担心有着现实依据。自温州爆发企业老板“跑路”潮后，今年10月，温州市政府派25个工作组分别进驻25家当地银行，包括当地的工农中建交五大行，至今仍未从当地银行撤出。 据浙江当地一位大行人士透露，除了彼时温州市政府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目前温州市政府甚至要求当地银行，企业贷款到期不能不续贷；不经温州市政府审批，银行不能将逾期贷款列为不良贷款。 银监部门有关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证实了这一做法，“这岂不是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了：政府直接指挥银行。”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指出，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掌控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以及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蓬勃发展，客观上需要有地方的金融监管框架。他认为，虽然各地都成立了金融办，但由于没有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定位和职能不清，全国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理顺两个职能的问题：一是所有者职能；二是监管职能。 “由于边界不清，地方政府在摸索中很容易和中央政府的权责发生冲突。”王君认为。 多位地方金融办负责人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在中国区域差异巨大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更为熟悉，建立地方政府主导的分层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不可回避的现实。 “但中央政府对地方金融监管也不能放权太多，只宜放在省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