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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锣鼓巷里的一桩血案（二） 　　大理院再审春阿氏杀夫一案 　　自1907年4月，刑部将“春阿氏杀夫”一案移交到大理院（光绪二十二年即1906年末，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后，成为了全国最高的审理机关。）后，大理院的官员们就开始着手重新调查此案。这次的调查可谓尽心尽力，定镇平正卿“深疑春阿氏有谋杀情弊”，饬命承审官员“速提研讯，务得实情”。主审此案的顾绍钧、文霈、汪忠杰三位官员以五日为一循环进行轮审，但令人失望的是“查核各供，俱无实据”。1908年3月13日，光绪皇帝下谕申饬司法机关积压案件 ，其中就以大理院积压“春阿氏”一案为例，如何破解此案，对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全国最高审理机构大理院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几日后大理院的定正卿向朝廷上书解决方案：第一是继续追查此案真相。第二是如果追查无果，按原供审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调查，仍然没有出现新的线索，且春阿氏一直“坚认委因在家受气， 欲自行抹脖， 以致刀口误碰伤春英身死， 并无别情”。尽管承受官也觉得“以伤痕而论，则颇近于谋，而未得嫌疑之迹；以供情而论，则实出于误，而尚在疑信之间”。但由于没有新的证据，只得按原供审理，最终以误伤罪，判春阿氏永远监禁，遇赦不赦。 　　春阿氏一案是清末发生在京城中百姓呼声最高最引人注目的一起疑案，在历时两年的严密审理后，案情仍漏洞百出，不要说当时关注此案的百姓，就连笔者也认为春阿氏很可能就是被冤枉的。笔者结合春阿氏的供词及各大报刊所刊登的新闻来看，其中疑点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传闻。从提署审理春阿氏一案开始，就不断传出文范氏与普云有奸情，虽然不清楚春阿氏在提署内是否提及了二人奸情，但在刑部问案时春阿氏确实供述了春英死亡当天已经发现文范氏与普云之间的暧昧关系。就此刑部也提审了文范氏，当问及普云与文家是否素有往来时，她答曰素不相识。后经问官严讯又改口认识，试想来往关系正常的朋友，有必要认识装不认识吗？其二，普云身上的血迹。普云自供腿上的血迹为疮血，但后又改说是桐油，这点就非常可疑了。尽管那时候还没有痕迹鉴定学，但血和油还是很容易分辨的，水可以溶解血但不能溶解油，只要用蘸水的棉球一擦便知是油是水。其三，春阿氏头上的伤。据1906年8月20日《大公报》上的记载，刑部验得春阿氏头上确有木伤一处，且春阿氏也多次供述头上的伤为他人所打，但在大理院最后的供词中，春阿氏却改称自己的头伤是投缸时扁方所致。扁方是一种满族妇女梳旗头时所带的头饰，呈尺形，一端半圆，一端似卷轴，插于发髻内。这种插于脑后的头饰，怎么会磕到阿氏右额角？头伤为扁方所致的说法是不是过于牵强？其四，血衣。春阿氏杀夫一案，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血衣，而血衣可谓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春英死于咽喉被割，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体中的大血管被割破后，血一定会喷溅而出，如果春阿氏真是凶手的话，血一定会溅到她的身上，只要有了这件血衣，春阿氏无论如何改变供词也逃脱不了罪行。而且春阿氏也供述过她曾在厨房被人打昏，头上的血流了一大襟的情节，头被打流下来的血迹与杀人时喷溅上的血迹肯定是完全不同，但没有血衣就没法确定春阿氏是否杀过人，她的供词是否是真的，尽管大理院审讯称“伊身穿血衣，委系由步军统领衙门送案时，伊母阿德氏携回家内洗濯，以至血迹不甚明显”。但这种说法完全与春阿氏的供词对不上，阿氏自供当她从水缸中被人捞起苏醒后，就见其母阿德氏与夫家人都在身旁，这件血衣是何时如何脱下来给阿德氏的？其五，凶器的位置。本案的凶器是一把菜刀，但它出现的位置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按文光和范氏的供词描述，他们是听到阿氏入水的声响后才各自从房内出来，那么这把杀人凶器是如何提前进入文范氏屋内的呢？其六，春阿氏为什么要投缸。春阿氏将春英误杀后跑到厨房投缸，这点也很让人想不通。如果阿氏真想自杀直接用刀抹脖子就成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到厨房投缸？其七，春英到底是如何死的。在审讯春阿氏时，她曾多次更改供词，就春英被刀砍死一节，她就说了三种版本：一种是她自杀时，心中发迷，用刀将春英杀死；第二种是她在床边提刀坐着，春英挣起，脖子碰刀而死；第三种就是大理院认定的口供，她拿着刀准备自杀，脚滑不小心扑倒在春英身上，春英误伤而死。一个凶手连怎么杀的人都说不清楚，那这位凶手真的是真凶吗？其八，真凶或是同谋者。春阿氏一案，最开始被认定为因奸情谋害亲夫，但奇怪的是春阿氏无论过多少堂，都审不出有奸夫。据春英验尸报告上记载：“咽喉右面一伤，横长二寸余，深至气嗓破，显系乘其睡熟，用刀猛砍。”如果没有同谋者，一位“面貌良善，说话柔和”的19岁年轻女性如何能将春英一刀毙命？如果没有同谋者，是不是真有另外一个杀害春英的真凶？ 　　黑暗的司法制度 　　春阿氏一案说是疑案，主要是由于案情不明，证据不足以及口供与事实诸多不符，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黑暗的司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