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疾病概要.ppt

因为五四正处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爱情再也不仅仅是它原本意义上的男欢女爱、惺惺相惜，爱情悲剧背后往往是新旧伦理和制度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如前面提到的莎菲、翠姨和梅表姐的悲剧，当她们病怏怏的身体或死亡成为追求纯洁的爱情而不得不与旧势力抗衡的必然结果时，它的警示意义往往更触目惊心。而在巴金的《灭亡》中，肺病与爱情和革命产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爱情是私人性感受的表达，而革命信仰是利他主义的勃发，主人公杜大心对二者不可遏制的追求与二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最后在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鼓舞下，他选择了为革命捐躯而不是等肺病一点点来吞噬他的身体。 在这里，疾病、死亡、革命、爱情戏剧化地结合在一起，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神话增添了一缕哀思。此外在鲁迅的《药》中，肺结核病与革命也产生了悖论性关系，革命者夏瑜为了解放华老栓、华小栓们而惨遭杀戮，然而他的鲜血却被小栓蘸着馒头吞食，据说这样能够医好小栓的痨病。在以上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疾病与诗学的既熟悉又新奇的一种时代性嫁接，结核病虽然只是文本中一个小小的道具，但却成为通向深层主题的重要载体。 　在对传统隐喻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现代文学中的精神病意象似乎更具典型性。病理学层面上的精神病指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非正常甚至是癫狂的一种状态，但在文学文本中它却隐含了其他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典籍中，那些自视清高、狂放不羁的诗人才子，蔑视权贵、鄙弃礼法的隐士高人，往往思想怪诞、行为异常，被常人视为狂人或疯子。 如《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竹林七贤”中放浪形骸的才子阮籍，《红楼梦》中能预知一切的癞头和尚、跛足道士，民间传说中乐善好施、大彻大悟的济公和尚等等，他们似乎都有看破红尘、说出真理、预知一切的本领，但在现实中常人眼里却是一副疯癫相：或蓬头垢面、或疯言疯语或行为怪异。内心的彻悟往往要通过外在的癫狂形式表现出来，长久以来的文学文本一直在巩固着人们的这种理解和想象。 而在欧美文学传统中这一寓言也一直存在，尤其是19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后，研究者通过对大量精神病人的科学分析，力图证明精神病人或疯子作为非理性的冲击力量是对传统理性文明叛逆的结果，他们是一种以非理性形式存在的特异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代言人。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到安德烈耶的《红笑》，再到斯特林堡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作者都是借精神病人、疯子、狂人等艺术形象来抨击传统的偶像、理想和价值观念。 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疯子、狂人、精神病态人物正是在这一宏观话语背景中又结合了现代中国破旧立新的特殊时代主题塑造的。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实际都是旧的封建专制文化叛逆者的艺术象征，狂人能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并且预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而疯子要不顾一切地熄掉吉光屯社庙里象征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长明灯。疯子和狂人都无名无姓、身份不清，更不知他们病从何起、病到哪种程度，显然作者是有意虚置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从而昭示他们不过是那个时代无数不被庸众认同的思想先驱者的化身。因为正常或异常是以社会常态为标准的，凡是符合传统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行为，被视为正常，反之则视为异常甚至“疯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实现了颠覆传统的封建制度文化和伦理价值的隐喻。鲁迅为现代文学精神病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开掘奠定了良好基础，20年代模仿鲁迅乡土风格的一大批作家，如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的作品中出现了祥林嫂似的被家庭和社会逼向疯狂的小人物，他们少了疯子和狂人的文化寓言性质，但丝毫没减少对旧的东西的批判力度，其矛头直指病态的社会和周围那些“无主名的杀人团”（鲁迅语）。 。再后来郁达夫作品中出现的于质夫的性变态、张爱玲作品中曹七巧的心理变态、《雷雨》中繁漪的变态报复等等，不是严格的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但也属于心理学上的精神异常，社会对人的身体、情感、欲望摧残到如此惊心动魄以至精神变态的地步，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文化与人性的冲突。这些文本实际上更回归了精神病的原始意义，对隐喻义既是一种反驳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三）“疾病”意象与医治 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象感受。自然节律、四季变化、日出日落、人生场景、生老病死等等，都会留在人的脑海中形成复杂的意象“库存”。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时，他必然地要从自己的意象库存中进行选择，撷取最能发挥隐喻象征功能的意象，发现它与深层主旨之间的相似性、可喻性，也才能把自己的心理意象投射于其中，达到暗示和意指他物的目的。 很多中国现代作家投入创作时在自己的意象库存中大量地选取了疾病的意象用于他所描写的事物或人物，并赋予自然生理意义上的疾病以深刻的社会性精神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