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一个分工视角的分析.doc

高帆研究領域：發展經濟學中的經濟結構轉變及其相關問題 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向：一個分工視角的分析 ( 高 帆 （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 上海 200433；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陝西 西安 710069） 簡體原文/cn/CEAC/2005in/de014.doc 一、問題的提出 發展中國家通常存在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和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的二元經濟反差（Lewis,W.A，1954；Fei,J.C.H.Ranis,G.，1964；Jorgenson, D.W.，1967；P.BardhanC.Udry，1999）。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的一個特徵是二元經濟結構比較顯著，促使結構轉化是實現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然而，與這種要求不對稱的是：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進程比較遲緩，這“不僅嚴重制約著制度變革的傳導，而且直接影響著制度調整的空間”（劉元春、羅玉波，2003），在某種程度上，二元經濟結構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性”因素(課題組，2005)。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遲緩會影響諸多方面，在資源配置方面，二元經濟結構內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場，傳統部門的勞動力不能與現代部門的資本有效對接，從而形成了勞動與資本的雙重過剩（王檢貴，2002），這說明增長還遠遠沒有接近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邊界。在收入分配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使市場的競爭機制和工資的拉平機制難以充分作用，現代部門不能通過“涓滴”效應惠及傳統部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難以迅速縮減，反而有相對擴張的趨勢（D.G.詹森，2000；蔡昉，2002；Shi xinzheng，2002）。在地區發展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不利於地區間的互補和依賴，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難以最優配置，誘發的往往是地區間的回波效應而不是擴散效應，以致於1978年以來地區差距呈現出一種先減弱、再增強的“U型”趨勢（範劍勇、朱國林，2002；林毅夫、劉培林，2003）。在增長方式方面，二元經濟結構使資本大量淤積在現代部門，由此工業增長大多採用投資主導的“馬克思類型”，而不是技術主導的“庫茲涅茨類型”（速水佑次郎，2003），工業增長伴隨著資本-產出比的不斷上升，這使人們有理由質疑此種增長方式是否具有持續性。在宏觀經濟方面，二元經濟結構致使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提高緩慢，消費動機普遍不足，結果是在蕭條時會通過抑制需求和投資而加劇通貨緊縮，在過熱的情況下由於缺少來自農村的熨平機制而放大通貨膨脹。不僅如此，二元經濟結構還具有“繁衍”特徵，整個經濟體系以產業二元經濟結構為核心，會引申出區域、金融、技術二元經濟結構等次生產物，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彼此纏繞，共同構成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阻力。 上述情況使人們要追問：為何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化比較遲緩。現有文獻對此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一個原因是：這些文獻未能解釋二元經濟反差產生、或者說工農業存在生產率差異的實質性原因（高帆，秦占欣，2003）。當然的，也不可能說明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趨向和要害是什麼，這會影響到人們對二元經濟問題的認識程度，看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趨向及決定變數是討論問題的切入點。基於此，本文採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超邊際分析方法，試圖從分工演進的視角，對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趨向問題作出理論闡釋。文章的框架是：第二部分對相關文獻進行綜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及推導的命題，第四部分是對命題的檢驗，最後給出結論和政策含義。 二、文獻綜述 現有關於二元經濟結構的研究，大多將二元經濟反差看作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徵性事實，主張通過適當的方式來促使經濟結構轉化。這樣，分析轉化路徑就成了現有文獻的研究重心，圍繞這個主題有兩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是古典主義思路，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馬爾薩斯陷阱”，農業中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餘勞動力。在這個思路下，Lewis, W.A（1954）首先構建了一個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此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兩部門之間存在這樣的關聯效應：現代部門以低工資從傳統部門吸納勞動力——現代部門在工資和生產率之間獲得利潤——現代部門將利潤資本化並擴大部門規模——傳統部門的勞動力被不斷吸納，勞動生產率隨之提高，最終促使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相等。Fei,J.C. H., Ranis,G.（1964）發現路易斯模型忽視了農業的重要性，修正後的模型顯示工業不是總能從農業中獲得剩餘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不變制度工資提高之間存在著某種均衡，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外轉移本身要以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這兩個模型雖有差異，但都認為存在邊際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