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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摘要】新生代农民“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社会性选择，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践的结论，它既满足了“市民化”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市民化成本，是在当前社会制度结构下平衡成本和收益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 回流现象 【中图分类号】C974 【文献标识码】A 　　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回流现象”是指从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地或周边中小城市的一种现象。“回流现象”表明了新旧农民工群体间的市民化动因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退路”更加宽阔，在“融不了城”的现实境地下，依然有“回得了村”的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着“融不了城、回不了村”的现实问题。从整体农民工的流动判断，“农村―大城市―流出地中小城市―农村”这一链条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折返途径变短，在大城市积累一定货币资本、技术资本、人脉资本之后，退回“流出地中小城市”是最后的底线。 　　新生代农民工构成“回流式”市民化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新陈代谢”的结果，泛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业户籍劳动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一定市民化需求以及市民化资本，但由于制度限制、自身局限等原因，融入大城市的可能性较小，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回流”。构成“回流现象”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性的“返回”，即从流动上行转为流动下行。其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性的“标靶性”，以流出地中小城市为目标，否则只能称之为“分流”而不是“回流”。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社会性选择，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践的结论，它既满足了“市民化”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市民化成本，是在当前社会制度结构下平衡成本和收益的理性选择。 　　客观外部影响主要来源于农民工流动维度的时代进程契机，我国农民工流动可从三个维度加以分析：农民工以城市为目标的流入维度；农民工城乡两级的动态流动维度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维度。社会进程中呈现出三维分化的形态，其中“流出”是常态，在未来也将继续保持稳定性，而动态流动维度的发展将持续放缓，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出的“回流”效应逐渐明显。 　　新生代农民构成“回流式”市民化主体的内部主观动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文化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简称《报告》）显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降低到6.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降低40%，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上升到12.8%，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提升71.1%；在城市工作的实践越发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促使新一代农民工将注意力放在自身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二是重视职业规划。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比重从29.5%下降到14.5%，而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则从26.5%上升到39%，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要素含量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规划摒弃了“亦工亦农”的理念，他们对自身的定位有强烈的“非农”意识。这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收益”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货币，更重要的是脱离农业生产以后的职业发展规划，因此必然强调自身优势在中小城市环境中的发挥。 　　三是城市认同感强。新生代农民大多具有农村生活经验，但农村生产实践相对缺乏，在农村环境生活过程中以接受义务教育为主要任务，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教育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开阔视野的“趋城市化”过程，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对城市生活有更大的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回流现象”的形成因素 　　第一，外部结构因素，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中所包括的排斥力。吉登斯的结构理论认为，“结构具有制约和使动的双重性质”，以社会结构为例分析，这种“双重性质”表现在社会生产要素进化和变迁两个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为了适应“社会结构”而进行的自主性进化，在突破结构框架限制之后，必然产生跨越该结构的变迁――即形成“回流现象”。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的支配要素并不足以实现市民化身份、地位，不具备享有市民权利的资格，这必然导致“使动性”减弱，社会结构“制约性”明显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徘徊在城市组织体系的边缘，进而丧失融入城市生活的?恿Α?―“回流现象”中体现出的“标靶性”正是由于流出地中小城市的“使动性”增强、“制约性”较弱。 　　第二，内部主体因素，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个体条件呈现的制约性。根据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应对社会结构制约性的有效方式是“减少索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农民工能够驻留城市环境的主要原因。老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不足，在其他层面的索求很少。而新生代农民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