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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重文轻语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走向 　　【摘 要】语言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形成了重文轻语的文化传统，至广播电视出现始有改观。但目前广播电视有声语言表达中仍然存在着对语言功力重视不够、运用水平不高的问题。本文着重梳理书面语和口语关系的历史演变、当下轻重及未来趋势，同时探讨这种演变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语”、“文”关系演变发展对民族思维、文化等的影响。 　　【关键词】口语；书面语；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传播 　　叶圣陶先生在谈及“语文”一词的由来时曾写道：“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有声语言传播工作者，长期和“语”、“文”打交道，所做的工作，既包括直接的口语表述，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播音员主持人使用的有声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的机械复制，威力被放大了。他们如何使用口语、对文本的再创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不仅关系着节目的好坏、媒体的生存，也关系到民族语言的发展前景。“语言传播应该呈现‘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1]目前生存空间基本达到，规范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审美空间才刚开了头。这不仅与广播电视语言运用中对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认识和使用直接相关，也与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一、重文轻语传统的形成 　　就社会生活中语言的发展而言，如果把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放在整部中华语言史里考量，一般认为，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最早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古人也是重视口语的。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史书就有记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民间口头文学的诗篇，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上古文字与当时的口语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离，但汉民族早期对文字语言的重视为后世重文轻语埋下了伏笔。西汉初年《淮南子》里记载黄帝时代：“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时，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就已经有了加工：一种是省略，古代书写困难，下笔必然注重简洁；另一种是美化，书面语要求写得整齐、优美。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就跟口语产生了距离。加上口语的演变速度明显比书面语快，秦汉以来，口语和书面语渐行渐远。 　　以科举取士为标志，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了重文轻语的文化传统。科举制度实施后，文章做得好就可金榜题名，就可做官，就可以改变命运。明以后八股取士，更加赋予书面语以极高的地位。文章是“人才”的、是贵族的，只有口语、口头文学才在民间残存，对写下来的文字、文章的重视是与文字的特权紧密联系的。到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白话文运动，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关注的重点在于通过文学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对口语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书面语仍然设置了识文断字的门槛，在当时中国发挥的作用有限。 　　二、有声语言异军突起 　　真正使得有声语言地位获得提高，是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广播电视的出现，印刷媒介的传统地位被广播电视负载的流行文化取代。“在广播中语言主宰一切……再没有比广播中的讲话声音得到更专心注意的人类声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收听使得广播用语成为一种标准（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获得一种空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威。”[2]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广播”一词，也包括电视。在媒介形式的更新之下，有声语言的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我国，也大体上存在这样一种态势，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周有光先生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年》一文中谈到，“一百年前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传声技术”使得有声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有声语言以书面语的音声化为主要形式，有声语言独特的形式魅力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今天的文章的确比文言时代通俗易懂，但读出来不容易听懂的文章仍然大行其道，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传统，也造成播音员长期没有改动稿件的话语权。尤其在新闻节目中，播音员将文稿读出来，的确是经过了再创造，但编辑、记者的创作方式是写字（或者打字），播音员改动的权力有限，创作空间受到限制，这样制作出来的节目里出现的有声语言就仅仅是书面语的音声化，转换过程中的创造性极为有限。 　　这带来的不仅是节目样态固化，还包括普通话推广过程中的问题。仅就语音而言，规范标准的读书音和社会生活中人们日常交流使用的口语发音不尽一致。人们查字典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字词标注有〈口〉〈方〉〈书〉等字样，表示某个词语或某种用法、读音适用于口语、方言或书面语，这也是对于书面语和口语差异的证明。在我们的播音主持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