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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豹 该好好说话了 　　《给未来的女儿》 　　2016年11月的第二个周二，编辑给了我一封读者来信，内容是遭受性骚扰该怎么办。很好回。我不要写找派出所、找朋友那些规范化的方式，想鼓励她一下，世界不会永远这样。当时在草稿里写，希拉里当选了，你要看到妇女运动史上特别重要的一步。那时候对希拉里会当选一点疑问都没有，太确定了。我看着比尔?克林顿的照片，想着他就是第一先生了，挺好。 　　 　　但是周三，特朗普当选。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人类学博士刚毕业，住在纽约。我们一直聊天，非常崩溃，其中也有几秒我意识到回信白写了，但不是说负担，而是觉得自己之前写得好可笑啊，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鬼样子。 　　那天，我和朋友一边看大选，一边也在看Steven Cobelt 的直播脱口秀。我俩的共同爱好是看美国政治脱口秀，讽刺那些政治保守的落后的政治人物，以及相信他们宣传的人。大选结果出来以后，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突然间你看了很多年的那些笑话不好笑了。你没法再以讽刺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你以往讽刺的态度纵容了这一切。你对自己这些liberal（自由主义者）自说自话，在智力的愉快里喜气洋洋，也等于拒绝同情和理解你讽刺的人所面对的困境，它创造了更大的割裂。大洋两边的我们俩在微信上讨论，到底该怎么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那时候我在想责任感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人，所以写了篇非常正面的檄文，没有调侃，没有绕圈子，就觉得，应该好好说话了。 　　实际上，来信者的感受很尖锐，性骚扰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如果所谓很专业化地去给标准答案，那我就丧失了激进性。以中国的广袤、人口及社会问题的繁多，这样一个个case（案例）的制度建设，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同时，制度建设和立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公司对女员工遭遇性骚扰出台的条例，老实说，我不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未来。最近腾讯年会的事情，引发社会上的反感和批判后，他们对女员工说对不起。这个道歉是bullshit（胡说），整件事跟女权没有关系，一个公司的年会搞这种低俗化的游戏，根本是社会沦丧。 　　有的朋友不能理解我的沮丧，问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是不是移民政策有什么问题？我说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我在一种崩溃的情绪下写了《给未来的女儿》，非常长，是完全不考虑阅读量的写作。它其实是对知识分子责任、对优越感、对知识上的傲慢的反思，很大程度在谈什么样的秩序是可能的、未来大家怎样相互理解和沟通。 　　文章发出后，一些高校的女生社团联络我，分享一些想法，我也收到来自个人的私信。很多人觉得受到激励，我很意外和感动。这种反馈给了我信心，倒不是关于女性，而是关于写作――写作确实不需要考虑传播度。这几年我比较悲观，做好了东西，听的人会听，不听的人会不听。假设我的文章是奶酪，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与其我站在路口，给每个人递上一块，不如放着，会有人去拿。这些是真对奶酪有兴趣的人。 　　但是特朗普的事情又让我有了新的反思。媒体不能自说自话。如果奶酪是好东西，关涉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而不只是有些人爱吃、有些人不爱吃的零食，你的放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16年开始时我是一种心态，到年末又是另一种心态。我还没有找到方案，2016年全然在困惑中结束。 　　性别敏感 　　我在北大读的社会学系本科、人类学硕士。人类学有很多田野活动，到地方上，师兄会让你给当地的官员、教授敬酒。我不想敬，还哭过。但当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性别歧视感。 　　我对性别的敏感其实起源于在芝加哥大学做交换生的一年。我的田野工作跟木偶戏相关，曾经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戏曲形式的工作坊。一次活动上，中国戏曲学院某某系主任来芝大访学，发表了一个小小的talk（讲话）。这位男系主任在讲解一个招式的时候，点名一位女职员，让她当场表演。你很容易想象到他的颐指气使，这种行为在中国很常见，但在美国，不大可能发生。当时我们在研究室里吃盒饭，女职员没有想到，也有点不舒服吧，上台以后说 “这个怎么跳呀”，中国女孩常用这种忸怩的神情表示拒绝，但系主任一定要她表演。她演示完，系主任就说：“小X，你今天怎么穿个牛仔裤，这么紧，动作也做不好。” 　　那一刹那我很心疼这个女孩子，一方面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面对过的很多事情。在国内时你不大会有意识，因为习惯了。另一方面，有“吾国吾民”的感觉。这事在美国发生， 很多外国教授在场，我会有点这个意义上的羞耻。种族关系的羞辱感叠加着性别关系，所有的矛盾好像都因为这个结构关系尖锐化了。 　　这事有一个后续。当时我很受冲击但没想清楚，没有反抗意识，会议结束后还是按照惯例，去和那位指指点点、特别讨厌的系主任交换了邮箱。我没写过信。2009年9月或10月，他给我写了一封邮件，问：“你是不是从美国回到北京了，我们是不是要吃个饭？”我觉得特别恶心。